宽严相济：东汉人怎样议论帝王的为政之道？（3）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作了点评，他说：“汉朝的法令己经够严格的了，而崔寔还认为太宽。为什么呢？因为衰世的君主，大多懦弱；庸愚的辅臣，只知道姑息迁就。这样，专权佞幸的臣子，有罪也得不到惩罚；狡猾豪强的百姓，犯法也不会被杀头；施仁布恩，只顾眼前；奸人得志，制度废弃。所以，崔寔的言论，虽然可以矫正一时的弊端，但却不是百世治国的通则。孔子说：‘政令宽松则人民怠慢，人民怠慢则用严厉纠正；政令太严则人民会受到伤害，人民受伤则政令又要放宽。用宽松来帮助严厉，用严厉来帮助宽松，政务才能和谐。’这才是不变的治国常道啊！”看来，司马光虽然同意崔寔提出的，在特殊时期的矫枉过正。但更推崇的，是孔子所倡导的：为政之道，宽严相济。

崔寔这篇文章的立论，是从东汉末年吏治腐败，政风日下，朝政己去失控的局面而发出的，很有针对性。文章只字未提应对地震之策，而是从人事入手，去评论当时的时政。崔寔的胆量够大，令人叹服。他把法制比作药物，把德教比作食物，认为法制在于治病，德教在于养身，二者作用不同，但可互为补充。比喻形象直观，可以加深对法制和德教的理解。这样的立论，也是值得今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