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东汉人怎样议论帝王的为政之道？（2）

自汉朝建立以来，己有三百五十多年了。而今政令荒废，上下松懈，百姓怨恨，都一再盼望中兴，挽救国家。济时救世的方法在于剪除坏死，弥补裂缝；支立砥柱，扶正倾斜；随形切割，随时变化。要害是根据实际情况，使天下达到安宁的境地。所以，圣人当政，因时定制，差别步骤，各有设置，不会强求人所不能，不会放弃急务而慕念传闻。孔子曾告诉叶公，政务要悦近而来远；告诉哀公，政务要选择贤能之人；告诉景公，政务要节省财用，讲究礼仪。这不是孔子的主张变了，而是根据急务不同而决定的。庸俗的人，受到古典条文的拘束，而不能通达权谋大计；只是尊崇传闻，而忽略见到的现实；又怎么可以与他们谈论国家大事呢。所以，上书的人，虽然能得到皇帝的重视，但往往被奸佞之臣所牵制。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些顽劣之人，不知道随时改变治国的方法，因循守旧，不乐意成就事业，怎么可能去考虑创新？只好苟且偷安，一依旧章罢了；那些急于表现自己，或想成名成家的人，因为忌贤妒能，而鄙视与自己有不同观点的人，于是，舞文弄墨，极尽言辞，抵毁他人的言论。这就使得好的策略因寡不敌众，而终被摒弃，即使后谡、子契这些人还活着，也是没有办法的。这就是贤才智士的议论之所以充满忧愤，而又得不到伸张的缘故。

凡治理天下，除非有很高的德教，在一般情况下，严厉就能治平，宽松就会混乱。近看孝宣皇帝，通晓驭民之道，洞察为政之理，所以使用严刑峻法，让奸恶小人心惊胆破，故海内清静，天下太平，所以评价他的政绩，还胜过孝文皇帝。等到元帝即位，行政宽松，使得朝政衰败，权威旁落，终于成为汉室肇祸的君主。政治得失，由此可见。昔日孔子作《春秋》，褒彰齐桓公，赞美晋文公，感叹管仲的功劳。孔子岂会不尊崇周文王、周武王的治道？他之所以这样作，确实是为了达到相机拯救时弊的目的。圣人能够随世事推移确定策略，而庸俗之人却不知道变化。他们认为，用上古的结绳记事方法，就能治理秦末的乱政；用上古的干戚之舞，就能解除高祖的平城之围。模仿熊鸟运动，虽是延年之法，但却不是治疗伤寒的药理；呼吸吐纳运动，虽是益寿之道，但却不能代替接续断骨的膏药。所以，治国的方法，犹如养身的道理，平时注意调养，疾病则用药治。刑罚，就是治理混乱的医病药石；德教，就是太平时节的粮食肉类。如果想用德教扫除残暴，无异于用白米肥肉治病；如果想用刑罚治理太平，相当于用治病药石养身。如今承袭历代君王的积弊，正值艰难时局，自几代以来，政务崇尚宽恕，驭马舍弃了缰绳，马口脱掉了衔勒，驷马东奔西散，皇室路途险危，亟待勒马刹车，挽救危局，那有空闲顾忌銮铃是否协调呢！往昔，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但对应该砍掉右趾的人还是处以死刑，被鞭打的人也常常被打死。这就是文帝以严刑治理太平，而不是用宽恕达到太平。

崔寔这篇文章是否上奏，不得而知。但从史书上看，肯定在一定范围内广为流传。写过《昌言》（论政权兴亡规律）的尚书郎仲长统（见《闲话政权更替周期律》），曾经读过这篇文章，并大为赞叹，他说：“所有的君王，都应该把它抄写一遍，并放置在坐位的右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