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士红：誉人之美不能过

东晋十六国时的后赵皇帝石勒，问手下他可以与哪个开国皇帝相比，手下立刻奉上一顶高帽子：“自三王以来无可比也，其轩辕之亚乎！”意思是说，自盘古开天以来，石勒的地位仅次于黄帝。石勒没有接受这顶高帽子，他说自己要是生在汉高祖时代，“当北面而事之，与韩(信）、彭（越）竞鞭而争先耳”；要是生在光武帝时代，“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承认自己出不了这“二刘”之间，怎能和轩辕黄帝相提并论呢？

誉人之美不能过，过了则失之于假。鲁迅先生曾评价小说《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一个人刚发表几篇文章，就以“上追魏晋、下取诸家”赞誉之，刚练习几年书法，就以“师法二王、博采众长”称颂之，不要说旁观者不屑，就是当事人怕也会难为情。

东汉王充在《论衡》中说：“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晚清名臣张之洞也表达过类似意思，他说：“古今体诗，忌好自誉誉人。如酬应诗，誉公卿必曰韩范(韩琦、范仲淹)，守令必曰龚黄(龚遂、黄霸)，将帅必曰卫霍(卫青、霍去病)，诗则李杜(李白、杜甫)，文则韩苏(韩愈、苏轼)之类，受者滋愧，作者失言。至于述怀，藉口杜诗自比稷契之语，信口夸诞，尤为恶习。”

恰如其分的誉人之美，是一种由衷的欣赏、正向的激励。然而，无限拔高甚至无中生有的誉人之美，则是一种恶俗之风、精神鸦片。尤其上下级之间，甜言蜜语只是表象，谄媚奉承是其特征，精神贿赂变成手段，赚取私利则是目的，通常让人防不胜防。

从前有个爱拍马屁的人，皇帝、百官都被他拍得团团转，以致祸国殃民。阎王闻后大怒，便派小鬼将他捉拿到阎王殿，准备判他个下油锅。在阎王面前，此人两眼骨碌一转，“扑通”一声跪下，哀声说道：“阎王老爷，不是小人愿意低三下四，而是那些人喜欢让我吹捧奉承。如果他们都能像您一样铁面无私、执法如山，那我怎敢拍马，即使拍马又有什么用啊！”阎王一听，觉得这话在理，句句入耳，于是就判他个无罪，打发小鬼把他送回了人间。

俗话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誉人之美不能过，主要取决于说者和听者两个方面。一方不愿听，甚至听而惕、听而怒；另一方不愿说，甚至敢指其非、责其过，则吹捧之习、好谀之风难有市场。

唐朝的杜温夫曾三次致书柳宗元，洋洋千言就是希望能够借助柳宗元的声名抬高自己。柳宗元复信说：“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当也！”杜温夫送来的高帽，在柳宗元这里遇了阻。柳宗元非但自己不接受，还对这种现象作了批判：“生来柳州，见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连(州)而谒于潮(州)，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师，京师显人为文词立声名以千数，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扰扰焉多周、孔哉！”在柳宗元看来，不要说京师千数的“显人”不能与“周、孔”相称，就连被贬连州的刘禹锡、被贬潮州的韩愈这种响当当的人物，同样不宜“周、孔”。

西汉御史大夫周昌尽管说话结巴，但以敢于直言留名，成语“期期艾艾”中的“期期”指的就是他。《史记》中记载，一次，周昌因为有急事要奏，就在非上朝时间来找刘邦。只见刘邦正抱着他最宠爱的戚姬玩乐。“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他：“我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啊？”周昌说：“陛下即桀纣之主也。”刘邦表现得很大度，一笑了之。后来，刘邦还把自己最喜爱的儿子赵王刘如意的性命交托给周昌。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要求：“党内不准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阿谀奉承。”过头的表扬、虚假的奉承，不但掺着水，而且裹着蜜、藏着毒。军人是要随时准备打仗的，对各种吹捧的行为应该保持职业上的警醒和反感。各级指挥员尤应把心思用在打仗上，善于倾听真言、摈弃假语，做到“褒言”不喜、“诤言”不怒，大兴实事求是之风，摒弃逢迎拍马之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