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的治国理政思想的民族气质、中国特质与世界品质

习近平同志的治国理政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新成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又一次空前团结、统一与进步。追溯这一思想的形成脉络，既离不开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和时代发展背景，更离不开习近平同志非凡的成长经历、独特的人格魅力。这一思想理论成果既是中国的、民族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一、从历史与传统的维度，领略习近平同志的治国理政思想所蕴涵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文魅力

理论的“颜值”来源于文化的润泽。中国文化有着最广泛、最深厚的群众基础，蕴含着最深层的百姓认同，反映着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理想。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个民族的复兴必将伴随其文化的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如果不能植根于文化的复兴，将根基不稳、底气不足，更不会持久和健旺。中华民族历经苦难、凤凰涅槃，不仅磨砺出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也为先进思想文化产生发展提供了丰厚沃土。理论离不开优秀历史文化的滋养和提升，文化离不开先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同志的治国理政思想的民族气质，是他坚定的文化理想和文化自信，是他坚持赓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坚持文化的理论意义与理论的文化价值相统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做出的时代表达。

继承升华“民本思想”，为全党同志在新形势下强化为人民服务宗旨意识提供历史教诲。习近平同志指出，“民本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最宝贵的元素，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方针是一致的，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国历史文化中向来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思想，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等。这是古老中国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它既蕴含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认同，也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天然契合。习近平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引用明代政治家张居正的“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察其疾苦”，阐明治国理政者的责任就是解决百姓困难，让人民安居乐业。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讲话中，他又以春秋时期思想家管子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提出“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并号召全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赋予“民本思想”新的时代内涵。他还多次在讲话中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德莫高于爱民，行莫贱于害民”等经典词句来阐明党的立党之本、表达爱民为民情怀。习近平同志这些重要论述和重大举措，抓住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和关键，顺应了广大百姓的期待和要求，是对“民本思想” 在新形势下的传承和发展。

创新发展“为政思想”，为国家政治治理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政道与治道统一提供历史启示。为政以德、为政以法、为政以道的“为政思想”是我国最基本、最传统的治国理念。“三为”思想相互联系、辩证统一，反映了历代为政者政治理想的文化共识，也与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理论高度吻合。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和善于从历史传统中汲取政治智慧，以更加深邃的眼光发现新规律、提出新理念。早在福建、浙江工作期间，就引用孔子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强调共产党人无论是做官做人、干事创业都不能丢掉“为政以德”这个根本。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他深刻阐述了道德实践与法治建设的内在联系，强调国家治理应当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内在规律。他还以《论语》中的“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阐述领导干部率先垂范的从政准则。用明末清初思想家唐甄的“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荀子·王制》中的“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阐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引《周易·系辞下》中的“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管子·正世》中的“利而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老子·道德经》中的“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指出始终保持忧患意识的现实意义。他以铁腕反腐整肃党纪，纯洁队伍，号召全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习近平同志这些重要论述和重大举措，既反映了他对“为政思想”的深谙熟用，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秉承洗练“修身思想”，为领导干部顺适时代条件变化、不忘崇德修身提供历史镜鉴。注重通过“修身立德”促进“人性之善”，是我国古代“修身思想”的主旨要义，也是领导干部为官从政做人的重要遵循。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做人是做官的前提，一个领导干部的作为，取决于本人的修为。他始终把“严以修身”摆在首位，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必修课，告诫大家“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要“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也”“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引用东汉张衡的“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三国诸葛亮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隋代王通的“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宋代吕本中的“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等，说明“修身”对做官为人的重要意义。他还注重以上率下、身体力行，带头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在全党推动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整顿。习近平同志这些重要论述和重大举措，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关于“修身思想”精髓要义的深刻把握，揭示了党员领导干部“人性锻炼”与“党性修养”相统一的内在规律，是解决当前领导干部失政失德问题的重大创新。

赓续传承“劝学思想”，为共产党人特别是当代青年继承学思精神与加强自我改造相统一提供历史启迪。“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生命的学问”，其理论意义在于“学思”，其实践意义在于“改造”。这既是古代“劝学思想”的主要精神，也与当前解决我们“本领恐慌”内在一致。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深刻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他把学习作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亲自为党员领导干部开出书单，列出必读书目；亲自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与青年学生座谈交流，勉励他们“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还引用“腹有诗书气自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劝勉党员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自觉接受经典训练；勉励当代大学生特别是广大青年，念好“勤学、修德、明辨、笃实”八字真经，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习近平同志这些重要论述和重大举措，是他从个人成长历程中得出的深刻总结，也为我们跟上时代节奏、把握时代脉搏提供了方法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