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张学良如何自我评价？（2）

为迎合蒋介石，张还曾主动要求撰写《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

1957年，张学良完成《杂忆随感漫录》，延续了对西安事变的“忏悔”：“今日思来，行动的鲁莽，思想的幼稚，可耻而又可笑！既称尊崇领袖，而举措胁迫，形同叛逆，我所谓‘利令智昏’……事发之后，我深悔孟浪，彷徨无策，遂邀周恩来来西安会商。西安事变的荒谬的举措，除我之少数僚属及杨虎城知晓外，共产党事先未参与也”。张学良还检讨自己性格上的缺陷：“自幼就具有不柔顺的性格：违犯我的父母，违犯我的老师，违犯我的长官。富有同情感：同情他人，同情对方，甚至钦佩我的敌手。”

1958年，张学良主动要求撰写的《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亦大略如此。

其后，张学良获准同蒋介石会面。谈话间，蒋说“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张学良在日记中说，“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④此时张虽显露明显之“忏悔”，但结合晚年所说，可知并非真心。

张学良被移居台湾初期，位于台湾新竹县清泉部落之故居。此依原貌新建，地点亦非原址。获得自由后，张学良推翻软禁中所说内容，不为西安事变后悔

1990年，张学良90大寿后，逐渐恢复自由，开始接受媒体的公开访谈，其有关西安事变的言论，同之前相比发生极大变化。此一时期，张学良留下的相关材料，包括唐德刚所做的口述、日本NHK电视台的专访、郭冠英的纪录片，及哥伦比亚大学做的口述。⑤

接受唐德刚采访时，张学良说自己“到南京的时候，那我真决心去死啊”

1990年上半年，唐德刚采访了张学良。在这次口述中，张学良说，“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是管蒋先生要钱，还是管他要过地盘？我没有！”他说“我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至于为何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重复了自己早年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让它更亮。实际上我这样做，他不是更亮了？”意即西安事变是帮了蒋的忙。

张学良自称，“到南京的时候，那我真决心去死啊，南京把我枪决了，我不敢说，要是我部下这样子，我就把他枪决了。那我对老先生，我要负起责任呐，可以说，大部分的决心我是下定要死了。”“他不在了，现在我讲，否则，我不讲。本来我是决心至死不说出来这个事情的，西安这事，至死我不说出去的。不是因为面子的事情”。⑥

显然，张学良有意重塑自己的历史形象。不过，揆诸史料，“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是管蒋先生要钱，还是管他要过地盘？我没有！”

“到南京的时候，那我真决心去死啊”……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如张前往南京，实际上是在得到了宋氏兄妹的安全保证之后才做的决定。因为存有一种极其乐观的预判，张在南京受审期间，曾致电毛泽东：“弟在此尽力奋斗，虽多困难，尚可顺利，俟二三日把政（改）府（事）做完，几天即回”。

同年，张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凡是涉及到有关西安事变的问题时，张学良总是非常慎重，或干脆缄口不言。……不过，尽管他时刻都在提防着自己，也提防着我们，但他还是选择了一句恰当的语言，向我们显示一点儿事情的真相：‘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见的。’也许，他是想通过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与周恩来是在同一种思想的指导下行动”。⑦

唐德刚（左）和张学良在一起同美国之音对话，张学良表示自己“放弃花花公子出来做事，就是决心对国家有所贡献”

1991年，张学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谈起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张说了两点，一是要为国家做贡献：“我这个人从来不喜欢自我表白，既然你问我，可以说我是个爱国狂，年轻时，人家说我是个花花公子，我放弃花花公子出来做事，就是决心对国家有所贡献”。二是反内战，要求抗日：“从事内战，使我心里不舒服，因为我看到敌对的方面也不是真正的敌人，只是政见不合，或是为了一些不相干的。我们本来当面的敌人是日本，我从来就恨日本军阀，日本军阀的狂妄、侵略。我是个中国人，我受不了”。张不再提及中共对他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