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的诡谲人生:从中共一大代表到剿共积极分子

陈公博的诡谲人生:从中共一大代表到剿共积极分子

摘要:陈公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悖论和诡异的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曾经非常显赫。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却又毕其终生精力与之作殊死决斗;他是国民党最忠实的党徒和最卖力的党鞭,一生身为国民党的核心巨僚,一世为其号呼转徙、招降纳叛,最终却被这个党的总裁枪毙处死。

中共一大的召开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恒久的里程碑。

但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创建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一大,从没有发表过会议文件;后来,会议的主持者和参与者都认为,会议召开期间,因被告密,被迫转移,会议文件都销毁或遗失了。真的是这样吗?

几十年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现了中共一大的全部文件!这些文件是真的吗,它们的可信程度如何?它们是怎么在美国出现的?

 1.陈公博,一个民族的罪人

陈公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悖论和诡异的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曾经非常显赫。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却又毕其终生精力与之作殊死决斗;他是国民党最忠实的党徒和最卖力的党鞭,一生身为国民党的核心巨僚,一世为其号呼转徙、招降纳叛,最终却被这个党的总裁枪毙处死。

他自称挚爱国家和民族、反对日本侵略,事实上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号大汉奸,成为汪精卫死后南京傀儡政府的首脑。陈公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撒旦。

1946年春深的一个日子,作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战犯,他接到了死刑判决书。他深知,这是历史的审判和天道的审判。他没有资格、也无力辩解。世间没有一方会同情他,他平生所欠唯一死。

一个滞重阴霾的日子,苏州,狮子口。几声零落的枪声,历史卷去了那发黄的一页。行刑前,他既没像瞿秋白那样潇洒地写出《多余的话》,也没有堂而皇之地来一段:“我手执钢鞭……”连“秋风秋雨愁煞人”都没能放歌。唯将他一生的谜留给了后人。

他可曾对其身世和行为有过忏悔?他可曾有过什么昭告世人的秘言心迹?他从狱中传出的抚孤惜寡的家书中,虽透露出深溢的哀戚和幽怨,但他最后传世的文字却是向他的旧仇人、命运的新主子蒋介石的效忠信和最后的奉劝。

他知道万死无赦的自己此时乞怜和讨好已经无益,既已如此,何不以一个“诤臣”和“汉子”的形象死于敌手?陈公博浑身的绿林性格使他决定再赌一次。可他这次错了。这次,他并不只是政争的失败者,而是一个民族的罪人。

 2.过早染上江湖侠义的强梁之风

这样一个复杂的政坛人物是如何滑向民族罪人的泥淖的呢?

笔者在整理哥伦比亚校史材料时看到他那双阴郁和倔强的眼睛,不禁为之一颤。我的眼前飘忽着一个飞扬在马背上的侠义少年的影子,这个稚龄幼齿的孩子,在同龄人尚在学泮苦读《三字经》的时候,便跟随着豪侠的父亲联络义军,反抗清廷,宣扬革命。

后来事败,父亲凛然自首,救了众人自入大牢。那侠客豪杰般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刀刻斧镌般地凿入了他幼小的心灵,并影响了他终生。可惜的是,这种影响并不只是在正确的地方,以至于促成他盲动、任侠、无政府、爱逞强,以致认贼作父的可悲下场。

陈公博出身仕宦之家,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后来又留学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受过典型的中国士大夫式教育,又受过严格的西方绅士训练。按理,他应是个儒雅闲逸的读书人。

但纵观其一生,却是个仗剑去国、性如烈火的匹夫。他是读书人中的一个异数,是个危险的同盟者。他可以大奸大邪、大凶大恶、欺天害地、祸国殃民,却不屑偷鸡摸狗、煽风点火、谄上媚下、见风使舵等壮夫不为的勾当。

正因为这,他是撒旦,不是山魈树魅,也不是精细鬼、伶俐虫,是贻害世间的鬼雄。性格即命运。陈公博是悲剧性格。正是这,决定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早岁的“革命”生涯,使得陈公博过早地染上了江湖侠义的强梁之风。

辛亥革命成功,其父出狱,小小年纪的陈公博即被拥为县参议长和军队的高参。趾高气扬之际,其父严峻斥责并逼他洗去虚荣铅华去求学。这样,陈公博转赴北京大学,在京经历了五四运动,得识陈独秀、李大钊等风云人物。

 3.这次会议所有的文件都丢失了

陈公博毕业后回广东一面执教,一面筹办《广东群报》警醒民众。1920年,陈独秀等人欲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底,陈独秀应广东军阀陈炯明之邀主政广东教育,与陈公博颇多过从。

1921年夏天中共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公博被推举为广东的党代表,兴冲冲赴会,又气急败坏逃回,他对共产党产生了不满。据他的回忆,他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大会主席张国焘气焰嚣张,处处仰俄国人鼻息。

中共一大由于被法租界的特务发觉并搜捕而被迫中断。大家被迫转移,而素来喜好侠义愿意铤而走险的陈公博,偏偏留下来陪同屋主(也是共产党一大代表的李汉俊)等待结果,结果为法国警官和中国便探拘获。

他这样做的原因,据说是因为痛恨张国焘的小人伎俩。当初议定为了安全,会议每日须更换地点。但因张国焘跟李汉俊有嫌隙,故意不更换地点一直在李家开会,拿同志们的身家性命当儿戏,目的是给李汉俊加压和难堪。等危险真的一来,张国焘首先跑了……

由于仓皇出走,又销毁了大部分文件,中共一大移到嘉兴南湖一条船上继续召开;同时又因为对一大的纲领和文件有了激烈的争议,当时决定不能发表其文件,一切决定须经由当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授权。

据说陈独秀看了一大纲领和文献后亦决定不发表,于是中共一大的文件就只仅存手稿,而这份手稿也就在动荡中不可思议地迷失了。中共不断发展壮大,后来者一再呼唤要找寻这第一次大会的秘密文件。

可是事过境迁,又是在那极端危难的情况下,中共一大代表们后来投奔到了几大阵营,又更兼那白色恐怖,即使是当事人,对这种无望的寻找也死了心,张国焘、陈潭秋、周佛海、董必武等,都不无遗憾地表示“这次会议所有的文件都丢失了”。

历史在这儿打了一个结,一件公案在这儿出现了断链,不死心也得死心了。

 4.哥伦比亚大学,惊现一大文件

在人们几乎淡忘了此事几十年后的上世纪50年代末,从哥伦比亚大学尘封黯淡的资料库里,居然传出一个惊人的消息:这儿发现了足以让世人瞩目的中共一大的原始文件!

哥伦比亚大学当局深知兹事事体重大,而该校又是西方汉学重镇,发现了这一事实,虽激动得哆嗦,但并没敢立即宣布以营造新闻效果,而是委托资深汉学家韦慕庭教授对之进行了详细的审核,写出报告……

此文件若是真的,当然对哥大是锦上添花,如万一失实走了水,哥大丢不起这个脸。经过了极为缜密的核实和考索,韦慕庭教授坐实了这套文件的可靠性,原来这套文件竟是中共一大的参与者和携带文件的当事人陈公博亲自提供的!

这套文件加上中共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共六个文件,是附在陈公博1924年1月完成的硕士论文后面作为附录文献出现的,而他的硕士论文的标题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就这样,这份佚失了40年的中共重要文献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又得以面世。这不仅给中共补偿了文献的缺憾,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的近现代革命史乃至现代世界史的研究都有着一种不朽的贡献。

责任编辑:潘攀校对:叶其英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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