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张 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可以看到，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特别注重以下两点。
首先，要正确看待政府和市场关系。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15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我国，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并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成为善于驾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行家里手”。这些表述使得在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上，政府作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被凸显了出来。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中国经济改革和实践是根植于当代世界经济总体结构中进行的。中国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开放实践，使“政府、资本和劳动三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成。以“三主体范式”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经济学说的必然。对于中国“三主体范式”的理解，应重点从特殊性层次进行认知，进而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
从特殊性角度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三主体范式”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一是从党和政府(国家)角度来看其特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把党和政府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其理论框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包括党和政府经济工作能力的现代化。二是从劳动和资本关系角度来看其特殊性。劳动和资本关系的性质取决于占主导地位所有制的性质;当前我国所有制和资本的结构及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和资本关系具有相当程度的合作性，两者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之中。三是从发展思想来看其特殊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这些内容，铸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三主体范式”的鲜明特征。
(作者系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教授)
重建中国社会主义道统
刘晨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深植根于数千年无比丰沃的中国历史文化土壤中。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就是成为更具文明论意义，同时也更具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社会主义。
在当前的话语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而“中国社会主义”，自然包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以其为主体，但用意所在，也是为了把改革开放以前乃至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整个中华文明的社会主义大传统包括在内。重建中国社会主义道统，正是为了继往开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更加广大的新境地，“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统，至少具有以下三个层面的涵义。首先，它是新中国得以立足的社会主义价值基础，是源自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承自科学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主义;其次，它是贯穿中国数千年历史文明传统的价值追求，是从古典传统的儒家社会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传承和一以贯之的大道;最后，它意味着“社会主义”的道统实质上是“中国之道”的历史显现，是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的真正实现，需要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必要条件，是一个“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社会和人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无止境过程。把“中国”和“社会主义”相连，实际上可能产生双重效果：一方面，中华文明的“有机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强化了“中国社会主义”以“社会”为本位的价值取向和以“共”(共有共建共享共治共生共荣等)为中心的社会哲学。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主义要建设的新“社会”，是一种超越了种种封建性的“血缘”或“地缘”小共同体的大共同体，是由平等和觉悟的“自由人”所构成的“联合体”。故而，“中国社会主义”之于“中国”，不仅是传统的契合，更是现代的新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正是社会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和“社会主义”相互赋义、融合创新的过程。“社会主义”进入中国后，在适应中国的过程中也在改造着中国，同样，“社会主义”要真正改造中国也必须扎根于中国的土壤，经受“中国”的改造。只有在“中国”与“社会主义”相互塑造、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古典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才能被激活，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也才能成为新的传统。这也正是中国社会主义道统的生成过程。
（作者系中央党校科社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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