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民：“一带一路”与国际公共产品塑造（8）

2.如何处理新型义利观和经济效率问题

在公共产品的供应当中，一直有一个集体行动的困境。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带来的集体行动困境和搭便车行为，在国际层面表现得尤为明显。现在，我们欢迎很多周边国家搭便车，我们的“亲诚惠容”理念在义利观里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是，我们准备接受多少国家搭便车？如果周边国家都搭便车，我们这个车能拉得动吗？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这是经济学研究中的老问题，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做出解答。如同周小川行长所说，“一带一路”投融资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不是某个国家的独角戏；也不是单向资金支持，应以市场化为主。

3.如何处理制度化和开放的关系

以往在区域合作模式上，一般讲制度化水平高，效率会更高，最高的水平是让渡部分国家权利，设立超国家机构，但这种合作准入门槛会很高，它以规则标准制度竞争为导向。“一带一路”则更注重依靠区域主体自身的文明特点、发展特征、资源禀赋与制度的优势来形成发展合力，实践一种“合作发展导向的一体化”，而不仅仅是通过一套无差异或标准化的市场准入、税制、劳动力与货币规则来挖掘各自的竞争力。但在实践中如何实现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资源禀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开展平等合作，共享发展成果？这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4.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面临一个投资收不回来的风险

投资就要贷款，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发放贷款超过1600亿美元，余额超1100亿美元；2014年至2016年底，中国进出口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放贷款5400多亿元人民币。除了政策性银行外，中国商业银行也是“一带一路”建设资金的来源之一。以工商银行为例，仅2016年，该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放贷款规模为235亿美元。如何保证投出去的钱不会亏损？这是需要认真思考对待的。最近，中国金融口“一行三会”和外管局领导均发表文章谈金融对“一带一路”的支持以及风险规避问题，足见这一问题的重要。学会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已成为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任务，需要加强中国的实力转化能力建设。

  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大家。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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