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民：“一带一路”与国际公共产品塑造（6）

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利益的全球扩散是同步的,中国快速崛起的同时其国家利益的边界日益扩展延伸，形成复杂的海外利益格局。目前，中国的海外利益扩展延伸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的扩展，突出表现在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中国还有大量的对外经济合作、对外援助、外汇储备。规模庞大的央企投资涉及境外单位达数千家，央企境外资产更是超过了4万亿元。中国海外能源运输通道的运行安全，中国公民在海外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这些都是中国海外利益构成的一部分。当规模庞大的海外利益受到直接侵害，并威胁到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时，要求政府必须加快海外利益保护能力建设，对遍及世界的国家利益做出安全保障的规划。可以说，对中国政府凭借外交、经济、法律乃至军事手段来维护海外利益的压力和要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过。同时，中国还必须加强与国际体系的互动，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建制进程，强化从多层次多角度对国家海外利益的护卫。可以说，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中国迫切需要保护海外利益的要求是中国要成为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倡导者的内部动因。

从客观上看，当一国的实力足够强大时,外部国际社会相应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备了大国影响力，就会被国际社会赋予更多的期待和责任，这和过去中国作为全球化的跟随者、追赶者，韬光养晦、闷头挣钱时完全不同。

当下的国际秩序和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于二战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逐渐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出现了全球治理失灵和公共产品供应短缺。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在战后70年取得巨大成就后，已进入全面调整阶段。

从全球范围来看,冷战后出现了一种自相矛盾的趋势：一方面，全球化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与整合，加快了一体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产生了碎片化现象，比如近年来出现的国际金融危机与全球气候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在提升，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程度并未减轻，反而日渐加深，贫富差距加大。从过去20多年的演变来看，由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之比已由1990年的3.9倍下降到目前的1.6倍，但经济总量差距缩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南北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和巨大数字鸿沟。从人均水平看，2013年，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40186美元，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8.2倍，远高于总量差距。“南北失衡”仍然是世界经济格局演变过程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之一。

另一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以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迅速提升，但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的局面并未得到相应调整。

除了经济和发展问题之外，从恐怖主义泛滥到重大疾病的传播与防范，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与危机日益增多。在地区层面，由于利益和观念因素差异,各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文化冲突、领土冲突、制度冲突和观念冲突，欧洲乌克兰危机、中东叙利亚危机、恐怖组织 ISIS 壮大并在多个地区挑起事端、亚洲南海领土争端加剧、东北亚朝核危机接二连三浮现，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妥善解决的方案。

国际社会对霸权国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日趋不满，改革呼声强烈，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希望中国能够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与发展经验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变革不合理的国际体系与秩序。中国崛起之后，我们能够给世界提供什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承担责任和义务，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合作平台，率先做出更多的投入，这既是我们自身利益所在，也是大国责任使然。全球治理困境的加剧给中国的政策选择带来了无形的压力,也加速了其身份转换的现实进程。也就是说，国际社会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多力所能及的责任，成为更广阔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者。而中国则需要重构自己的国际身份，逐步适应和扮演经济、安全、社会、文化诸方面合作更积极的倡导者角色，以更好地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