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仕荣：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张仕荣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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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什么是安全？安全是指客观上没有或很少威胁、主观上没有或很少恐惧感。那么，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当今世界大国的国家安全观都是大安全观念，既涵盖了传统安全，也包括了各种非传统安全。那么，传统安全主要包括一个国家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非传统安全指的是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等。所以，既有内部安全，也有外部安全，还涵盖了全球安全。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历史演变

（一）冷战格局下新中国传统的安全观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这时候我们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传统安全的威胁。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不久，毛泽东主席就这样说过，“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的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我们的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所谓就是‘打得一拳，免得百拳来’。”

1958年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所以，要准备作战。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但是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他一定要打，是他先打，打原子弹。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

在冷战期间，由于核武器的出现，核武器“相互确保摧毁”，催生了冷战这种冷和平的格局。中国在没有拥有原子弹之前，美帝国主义曾经对中国有过四次的核讹诈，包括朝鲜战争就有两次。因此,毛泽东主席说，“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还算是一件大的事情，但是对于整个宇宙来说也算不了什么。”

因此，我们在传统安全领域虽然面临巨大的威胁，但是我们不怕鬼、不信邪。当然，我们首先要使自己的国力壮大。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主席接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工业的副总理李富春同志的时候曾经讲过，“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他还强调指出：“我们今天要比昨天更强大，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毛泽东主席又风趣地说，“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因此，我们要增强国家实力。

邓小平同志也指出，“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也就没有现在的国际地位。”所以，“两弹一星”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国无疑处于弱势，在60年代曾经面临美国和苏联两大威胁。周恩来总理1972年1月曾经指出：“我们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再小的国家，只要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就能顶住外来威胁，自立于世界之林……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妄图孤立、包围、遏制、颠覆中国的阴谋都只能以可耻的失败告终。”（注：周恩来嘱咐我方人员起草的《对美方口信的答复》）所以，周恩来总理强调，“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周恩来总理说，“我们早已说过，我们准备敌人从四面八方打进来，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要奋斗到底，要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

众所周知，上世纪70年代以后，中美关系得以改善。当年中美建交的国际背景就是认为苏联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威胁。1973年2月，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指出，“中美两国只要目标相同，可以‘搞一条横线’，即建立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一条线’战略，并团结这条线周围的‘一大片’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展。”毛泽东主席对美国方面说，“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那指的就是苏联。

1972年1月，毛泽东同志同周恩来、叶剑英谈中美关系的时候就指出，“（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够两面作战。我们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够两面作战。”毛泽东主席这个战略思路到今天我们还是有借鉴意义的。美国在亚太地区对中国进行遏制、打压，中俄两国就要加强协作，抱团取暖。

到8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变换有了新的认识。邓小平同志指出，“当前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那么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因此，小平同志提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在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安全在整体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同时，中国奉行和平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构建国际政治格局的平衡力量。

上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在这个多极化的进程中，邓小平同志指出，“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建设是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因为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果搞不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提高，那么这个国家的安全就会失去基础，失去保障。就像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历史上曾经出现“大逃港”现象，就是上百万人次的内地居民通过各种手段偷渡到香港。当时，中央启动了改革开放。只有内地的经济搞上去，才能够终止这种“逃港”现象。

（二）以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为核心的新型安全观

结合冷战以后的国际新形势，中央从战略高度认识世界的发展趋势。当时，江泽民同志提出了新型安全观——在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

新安全观是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创建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并且指导、推动这一组织不断地发展。1996年4月，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1997年4月，五国又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形成了“上海五国”机制。2001年6月，乌兹别克斯坦加入，在“上海五国”机制的基础上，上海合作组织成立。整个上合组织首倡了以相互信任、裁军与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从而丰富了由中俄两国始创的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提供了以大小国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安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