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志明：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及其限制（3）

不断提高国家治理的精确性

社会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国家有没有对其进行管控或干预，社会事实就在那里，被人的活动所影响，也影响着人的活动。国家根据需要去选择认证对象，获取社会事实的信息，形成标准化和规范化的信息系统，既是重要的国家治理活动，也为其他活动提供信息基础。由于国家获得社会事实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是不同的，社会事实在国家的立场和视野中就有了模糊和清晰之别。

模糊性与清晰度是“国家之眼”所看到的社会图景的情形，是对于国家治理的信息状况及其充分性或准确性程度的描述。由于良好的信息状况是国家治理的结果，也是有效的国家治理的前提，因此信息的状况说明了社会的可治理性，表明了国家干预的程度及其可能性，甚至决定着国家治理的效果。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模糊性和清晰度都是中性的概念，并不是对社会事实的价值或道德评估。社会的模糊性绝不意味着社会对国家的排斥和抵制，也不等同于社会的失控或溃败，而只是用以阐释他们尚未进入到国家的知识体系中来。

模糊性与清晰度是相对的，也永远处在变化之中，各有其利弊，也各有其限度。清晰化有利于公共决策者了解社会情况，作出客观而准确的判断，形成良好的公共决策；也有利于掌握社会情况的变化，推动政策执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有利于定位政策的目标群体，合理地分配权利和责任，提高公共服务的精准性。但也不能过度推行标准化、制度化和数量化为特征的信息，因为如果单方面地定义、规划和裁剪社会事实，将极大地压缩地方类等知识的空间，破坏长期形成的地方多样性，甚至对社会造成严重的曲解和误导。

模糊性意味着国家信息和知识的短缺，这可能是国家治理能力不足所导致的，也可能是国家策略性选择的结果。由于国家无法掌握社会事实的全部情况，有些社会事实就“逃逸”在国家控制的范围之外，导致国家治理的缺位、失灵，形成大量不可治理的情况，比如犯罪集团等。但模糊性也为社会提供了“防火墙”，提高了社会的不可进入性，可以保护个人和社会的自主空间，减少对国家治理的需要甚至依赖。由于信息是有成本的，清晰化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因此必要的模糊性也是符合经济理性的。

总之，在当今信息化的时代，国家获得和掌握的信息越来越多，但面临的信息约束也越来越多，现实的国家治理只能是“戴着镣铐跳舞”，既努力追求社会事实的清晰化，提高国家治理的精准性，也时常受制于社会事实的模糊性，不得不收缩国家治理的边界。面对大数据浪潮的挑战，明确信息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理性思考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及其限制，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