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最根本的性质是此世性,我们的文明是人类文明中唯一一个没有创世神话的。中国文明的根本文化精神是理性的、哲学的,而非宗教信仰。宗教与哲学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宗教是相信之后才能理解,哲学是理解之后才能确认。不论是老子、孔子,还是庄子,中国早期的哲学家们都在讲道理。讲道理是中国文明的根本品格。[文稿]
哲学是发展还是不发展?哲学在哪些地方发展?这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哲学的发展与不发展。实际上,哲学既不发展又在发展。哲学的不发展是指在根本的哲学洞见上所达到的高度就是那个高度,哲学是不断地回归到那个高度。同时,哲学又在发展。哲学的体系化程度、论辩的复杂程度和阐述的严谨程度都在不断发展。[文稿]
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春秋末年,也就是老子、孔子的时代;二是战国时期,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三是魏晋时期,这一时期的价值危机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四是唐宋时期,特别是北宋和南宋哲学的发展尤为重要。这四个大的历史阶段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时代问题不断深化的过程。[文稿]
杨立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非常荣幸有机会跟大家交流。今天的主题是思考哲学与时代的关系,这个主题里不仅仅是在讲宋明理学,关键的部分是张载哲学的一个论证,我今天特别希望大家知道,中国是有哲学的,而且我们的哲学达到的深度令人震惊。中国哲学是有证明和论证的,有很多人以为中国哲学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直观,一种信念,其实不是,只要是哲学就一定要论证,如果不去论证,不去谈道理,它就不是哲学。我今天特别希望能够给大家展现出中国哲学在某种程度上达到的深度。
一、价值危机与哲学的突破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对中国文化或者中国文明基本精神的理解。我们的文明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这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讲中国文化的特点或者讲中国文化的特性,不是因为中国文化特殊。如果说中国文化特殊,那就意味着在人类历史的文明发展中,我们好像是个例外,别人是普遍的,而我们是例外的,我不认同这样的看法。在谈到普遍的问题时,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普遍是我们要去思考的:第一个层面是实际上已经普遍了;第二个层面是可以普遍;第三个层面是应该普遍。如果对这三个层面的普遍概念没有加以区分,就笼统地去谈,这个问题一定是混淆了的。在我看来,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和基本精神是可以普遍而且是应该普遍的,所以我要谈中国文明的基本性格。
在我看来,我们的文明最根本的性格是此世性格,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里面唯一一个没有创世神话的。那么有人会说女娲造人是怎么回事?女娲造人用的原料不是她造的,上帝创世时什么都得他造。“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我看到这一页就马上合上了,这超出了理性理解的能力,我理解不了。孔子、孟子都不是这样讲的,老子、庄子也不是这么讲的,荀子、韩非子也不是这样讲的。我们没有创世神话,所以我们没有彼岸,没有末日审判,没有“原罪”。我最近造了一个词,我们不是原罪,是“原善”。一切都围绕一个根本的问题展开,就是此世之饱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特别强调文明的此世性。我们的根本文化精神是理性的、哲学的,而非宗教信仰,这是我的体会。宗教与哲学最根本的区别是,宗教是相信之后才能理解,哲学是理解之后才能确认。所以中国哲学家都是在讲道理,无论是老子、孔子、庄子,甚至是公孙龙,都在讲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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