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快速推进，中国经济快速崛起，而中国经济崛起的背后则是中国企业的崛起。应该看到，中国企业迅速追赶并站到世界前沿是走了一条现代化的“不寻常路”。其中，认清“创新”和“追赶”在我国现阶段发展中的辩证关系和特殊战略地位，系统地研究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体系，有效指引企业管理能力建设，推进企业能力整体性提升，进而带动我国经济升级，建设创新型国家，无论在基于中国实践的管理理论体系的提升与完善，还是提供有效的现实企业指导上，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更进一步看，基于中国企业实践的管理理论不仅具有引领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更具有影响世界，特别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管理提升的作用。

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是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

自18世纪工业文明以来，基于工厂制度的企业迅速成为各国经济博弈大舞台上的主角。在中国，自1865年成立江南制造局以来，历经150余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制造的规模终于超过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日本，直至超越美国。中国人在曲折中始终坚持一股不屈不挠的气概、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从“追赶”到“超越追赶”，终有一批能与世界企业并肩的中国企业站起来了。

当工业文明的火种在英国燃起之时，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劳动分工理论；在法国，有法约尔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和十四条管理法则；到了德国，有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官僚组织理论；在美国，有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和德鲁克的现代管理理论等。还有那些基于著名的企业管理实践总结分析提升而成为影响世界的管理书籍，如美国斯隆的《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日本藤本隆宏的《丰田制造体系的演进》等。

如今，回首中国企业的崛起之路，总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在呼唤：“中国的管理学者该登场了”。的确，我国的企业发展到了这么一个阶段，是中国学者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提炼并抽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规律并影响世界的时候了。

中国企业的非凡崛起自有一番特别的心得和自信。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跃升，虽然有对西方先进管理科学的学习，也融会了东方传统文明“阴阳辩证”思想，却不是西方管理理论所能完美解释的，也不是大中华儒商说所能恰当诠释的。中国近40年压缩了西方企业数百年的历程，中国企业在这波澜壮阔的时代中后来居上式的崛起，从量变到质变，从“削足适履”到“进入无人区”，从“追赶”到“超越追赶”，个中自有其科学真理的存在，这正是当下中国管理学界的责任：深入企业、沉到底、顶到天，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揭示真理、诠释真理、普及真理。

百余年来，西方管理学的核心思想是建立均衡有效的分工与协作体系，将建立和维护稳定的平衡作为企业提升绩效的核心命题。而中国领军企业的管理实践告诉人们：当变革成为唯一不变的常态，当打破平衡成为一种主动的管理行为，当迭代、试错、流动、不确定性、灰度等等“干扰项”不再是管理制度和机制中的例外，当人与事物不再是“非黑即白”，管理学者需要重新审视已经习以为常、曾经奉为圭臬的众多管理教条，需要翻开用“另一种逻辑”实现“非线性成长”的新型企业管理体系的一角，需要梳理中国企业“非线性成长”管理规律，形成中国特色管理理论体系。

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但是未来不会是过去的简单重复。中国领军企业的高速度，会逐步慢下来，创立引导理论的重要责任和历史使命已经到来。未来的中国企业将有更多的挑战和更多的重大创新。需要看到，揭示“所以然”背后的“之所以然”才有普遍价值，并且能够被广大学习者在运用中演绎和发展。这就需要中国管理学者们探究“之所以然”的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