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伟大胜利中走向复兴（2）

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提出“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走出了一条群众路线，确保了“人民必胜”。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其中“人民必胜”，指出了人民在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中的基础性作用。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强国，必须有一条正确的斗争路线和指导方略。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写下了《论持久战》，号召全国军民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武装起来，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党把坚决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作为自己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是党能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并得到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证明，群众路线是有效的。群众路线壮大了革命队伍，扩大了政治影响，提升了军事效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整个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广阔的敌后战场纵横驰骋，独立自主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通过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一系列巧妙战法，让日伪军谈虎色变、闻风丧胆。

在抗战时期发展成熟起来的群众路线，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之一，也成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在抗战胜利前夕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同志将“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作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并且明确指出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这既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经验的提炼，也是关于人民群众伟大历史作用的经典总结。此次会议确立的群众路线的原则，成为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各个时期根本的工作方法，并在当前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积极开辟敌后根据地，在根据地建设中实行民主的政治经济政策，为后来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根据地建设和群众路线是相辅相成的。1937年8月下旬，即全国抗战爆发不久，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决定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并相应提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历史性决策。全面抗战不同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由于政治上的局限，国民党无力也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抗战，而是实行单纯的政府抗战，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而敌后战争的人力物力保障，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根据地，根据地成了维系抗战、保卫和平、向往光明的总后方。

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实际上是红军时期主动放弃大城市、深入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建立武装政权的政策延续和发展。但是与红军时期的根据地建设不同的是，抗战时期的根据地建设，在政治上更加自觉和自信，已经初步具备了新民主主义乃至之后社会主义政权的雏形。根据地政权从一开始就是民主的。1937年9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把边区建设成为“抗战的堡垒”和“民主的模范”。为了实现民主，边区实行普选制，规定凡年满18岁者，不分种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宗教信仰，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村级基层政权直接选举产生，各级参议会、政府、司法机关间接选举产生。在边区的示范和带动下，各敌后根据地也纷纷实行民主政治，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在政治上实行选举的同时，经济上实行减租减息，既减轻了贫农所承受的封建剥削、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同时又兼顾了地主以及富农、中农的利益，有利于联合他们一致参加抗日。此外，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精兵简政”、严惩贪污腐败等，也都促进了根据地的健康发展，使根据地呈现出政治民主、政府清廉、经济发展、社会团结的局面，生动地体现了共产党人对于未来国家模式的政治构想和政治设计。历史证明，这一政治构想和政治设计，在将来党夺取全国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将继续发挥着极为重要、极其深远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恶就意味着重犯。”80年前，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的罪恶野心，悍然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80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七七事变”，就是要永远牢记历史，居安思危，砥砺前行，将勿忘国耻的记忆化作民族振兴的磅礴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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