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存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方向（2）

维护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景

纵观人类历史不难发现，如果一种关于未来世界的设想不具有和平属性，而是内含诱发冲突乃至战争的因素，那它必将被历史淘汰。只有以维护和平为目的，具有鲜明和平属性，这样的愿景才可能产生广泛影响力，并切实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这样一种具有鲜明和平属性的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认世界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并在此基础上追求世界的统一性，体现的是一种和而不同的价值追求与殊途同归的理性判断。具体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具有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实行不同社会制度、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在涉及生存和发展等根本问题上要做到同舟共济、守望相助、荣辱与共。这就要求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通过和平方式即非暴力的合作方式建立和积累互信，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时郑重指出：“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数百年前，即使中国强盛到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30%的时候，也从未对外侵略扩张。”因此，和平是中国发展的根本属性、中国外交的根本属性。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国际环境、自身基本国情、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所作出的战略抉择，对自身有利，对亚洲有利，对世界有利。中国没有什么理由改弦更张，去重蹈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覆辙。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也殷切希望其他国家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这样，和平的阳光才会真正普照我们生活的这个美丽星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才能真正实现。

超越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

一部人类思想发展史，也是一部思想超越史。没有思想上的不断超越，人类社会就无法不断前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多个方面体现出对近代以来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国际关系进入西方大国主导的近代阶段。与之相适应，权力政治、丛林法则、力量均衡、零和博弈、霸权稳定等国际关系理念陆续产生，深刻影响着人们对国际关系本质特别是其走向的认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相互依赖、民主和平、全球治理、制度主义、多边主义、区域主义等新的国际关系理念陆续产生，但这些理念总体上比较多地体现出西方国家的意志和利益。上世纪90年代初，以美国和苏联两极对峙、东西方世界彼此分离为基本特征的冷战结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不断发展，扩大合作、共同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迫切需求，国际关系由此又进入各国竞合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具有浓重强权政治色彩的传统国际关系理念越来越显现出不适应性，并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消极影响，国际关系领域亟须形成与时代特点和要求相匹配的新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这样的新理念，它指明了国际关系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关系一直有着重要影响。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以传统国际关系为研究对象、以西方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实践为现实基础，其学术视野的偏狭和现实解释力的局限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创新国际关系理论的呼声日益高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超越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体来说，这种超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它超越了推崇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因为按照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人类无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只能不断上演大国政治的悲剧；它超越了推崇国际制度的自由主义，因为按照自由主义的基本逻辑，人类无法跨越“金德尔伯格陷阱”，崛起大国将与守成大国竞相逃避国际责任，从而可能使世界秩序失范乃至崩溃；它也超越了建构主义，因为按照建构主义的基本逻辑，人类只能沿着所谓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拾级而上，最终到达的仍是体现西方价值偏好的世界格局。

正因为这些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肯定，被认为是一种新的秩序观、价值观乃至新的哲学。当前，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可度不断提升。2017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在其通过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中，明确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这是联合国决议首次写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广大成员国对这一理念的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表示，联合国“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为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