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战役中五里桥谈判的历史地位和意义（2）

第三，我军在对傅作义集团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和谈工作取得初步成果。北平是华北第一大城市，有人口200万，是举世闻名的历史古都。为保护北平的文物古迹，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早在1948年11月初，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对傅作义本人的分析，就决定与傅作义进行和谈，争取北平和平解放。在五里桥谈判之前，北平和平解放谈判先后在河北省蓟县八里庄村（今属天津市）进行了两次。两次谈判虽未达成协议，但都有进展，特别是第二次谈判，双方草签了《谈判纪要》，为五里桥谈判最终达成协议奠定了基础。但是，第二次谈判以后，傅作义仍在犹豫观望，对《谈判纪要》中谈定的内容不肯明确表示态度；对谈判中规定的1月14日的答复期限，还想继续拖延。中央军委鉴于两军对峙，城内军民粮食困难甚大等问题，再次决定迅速解决平津问题。为促成傅作义走和平解放道路，1月14 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果断决定解放军于当天向天津国民党军发起总攻，同时准备攻打北平。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认识到只有按照解放军提出的条件通过谈判实现北平的和平解放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派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民事处处长周北峰等人，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领导人在通县五里桥村举行第三次谈判。

（二）五里桥谈判的历史过程

五里桥谈判是1949年1月15日至16日在河北省通县五里桥村进行的。协议的补充和具体化是1月19日在北平城内完成的。

平津前线司令部移到通县，五里桥被选定第三次谈判地点。第二次谈判结束之后，平津前线司令部由河北省蓟县孟家楼村（今属天津市）向北平方向推进，在通县的宋庄村开辟了新的指挥所。东北野战军参谋处处长苏静所领导的我方工作人员，以及一直留在八里庄的华北“剿总”的译电员、报务员携电台一同来到距离宋庄不远的五里桥村，将五里桥村确定为新的谈判地点。五里桥在通县县城西北，解放前是一个不足百户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原属河北省通县管辖，1958年划归北京市朝阳区。该村因毗邻通州，地处要冲，在历史上就与一些大的事件有涉。1949年1月12日清晨，中共通州市委的几个干部，带着一队解放军进村后吩咐村干部腾出本村张义甫家的深宅大院。由于干部严守秘密，直到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人们才知道，原来是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领导人与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代表在这里进行和平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是在这里达成的。（2）

谈判不包括天津，只谈北平问题。1949年1月14日午后一时，邓宝珊、周北峰、王焕文（傅部政工处科长）、刁可成（邓宝珊的随从副官）一行4人出城，一小时后到达五里桥村。平津前线领导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到张家大院门口迎接。在苏静的引导下，双方代表边走边谈来到一个明亮的大房间。聂荣臻十分严肃认真地说：“上次我们说得清楚，十四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们已经下达了攻打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问题，你们有什么意见？”邓宝珊对周北峰说：“用你的名义，打个电报，将这一情况报告总司令，请他作指示。”电报发出时间不长，就收到了傅的复电：“我弟与邓先生相商，酌情办理。”（3）

谈判开始，座谈以毛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为主要话题。1月15日上午，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一起来到五里桥与邓宝珊、周北峰举行正式谈判。谈判一开始，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为五里桥的和谈增加了内容，双方代表首先座谈了毛主席的声明。经过一番漫谈、议论之后，谈判又继续下去，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陈长捷被押到五里桥。16日清晨，苏静和李炳泉将天津解放、陈长捷被俘，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率部由塘沽乘船南逃的消息转告给邓宝珊、周北峰两位代表。16日拂晓，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在解放军战士押解下来到五里桥谈判室。陈长捷对着邓宝珊、周北峰大发雷霆。面对陈长捷的怒斥，邓宝珊、周北峰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谈判进展顺利，全面达成和平解放北平基本协议。由于有了第二次谈判中议定的出城改编基础，这次谈判双方代表就北平国民党军队开出城外改编的方案、地点、时间，团以上军官的安置，北平行政、企业、文教、卫生、邮电、银行、仓库、报社、学校等单位的接收办法，共整理归纳出具体条款14条。这天的谈判，进行得十分顺利。谈判结束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为一方，邓宝珊、周北峰为另一方，在整理好的北平和平解放基本协议上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