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战役中五里桥谈判的历史地位和意义（3）

解放军代表入城，傅作义在协议上签字，北平和平解放。基本协议达成后，双方确定由邓宝珊、王焕文、刁可成同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一道进城，周北峰仍留在通县以便联系。1月17日，苏静随邓宝珊等一道进城。1月19日，苏静、王克俊（华北“剿总”政工处处长）、崔载之（《平明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参加北平和平谈判傅作义代表之一）等在华北“剿总”联谊处对在五里桥签订的协议逐条具体化，将协议正文增补为18条，附件4条，共22条。协议报经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修改后，作为正式协议。1月21日由东北野战军前线司令部代表苏静和傅作义的代表王克俊、崔载之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召集华北“剿总”机关及军以上人员会议，宣布北平城内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1月22日，傅作义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并发表广播讲话，对外正式公布了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协议的条文。1月31日，解放军入城接管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二、五里桥谈判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

五里桥谈判在平津战役乃至整个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五里桥谈判使我党我军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后期、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决定性变化、敌人内部矛盾日益加深的历史条件下，开创了一种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迫使敌军通过和平谈判迅速、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获得城市和平解放的“北平方式”，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树立了一个光辉范例。

五里桥谈判的历史意义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达成基本协议，实现北平和平解放，保护了古都历史文化遗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新中国首都的建立和建设奠定了基础。北平有3000余年的建城史和700多年的建都史，是中国六大古都之一，世界十大名都之一。北平拥有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世界上拥有文化遗产项目数最多的城市。有故宫、天坛、北海、颐和园等众多历史悠久的文物古迹，有北大、清华、燕大、女一中、师大附中等著名的高等学府和中学，有藏书达数百万册的全国最大的北平图书馆，还有众多的封建官宦豪宅和名人故居，可谓“人文荟萃之地”。此外，北平作为仅次于天津的华北经济中心 ，有重工业、轻工业等企业 100多家，各种商号 1 万多家，连同手工业在内，最多时达 1000 多家工厂。由于北平实行和平解放，使得这些宝贵的历史文物古迹和众多的工商企业、著名学府等完好地保存下来。更重要的是，200万北平人民免遭战火涂炭、大批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等留在了北平。所有这些，为新中国定都北平和北平的进一步发展建设奠定了基础。今天北京能够成为世界瞩目的国际大都市，得益于当年五里桥谈判的成功，得益于北平的和平解放。

（二）创立的“北平方式”在人民解放战争史上树立了光辉范例，为加速全国解放进程作出了贡献。毛泽东同志在部署夺取全国最后胜利以及胜利后大政方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式，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同志对“北平方式”作出了高度肯定，认为“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接着又要求“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4）“北平方式”成为各个战场学习和效仿的榜样。1949年4月29日，大同和平解放；6月1日，榆林和平解放；8月4日，长沙和平解放；9月25日，新疆全区和平解放……解放战争的最后一年间，以和平方式争取国民党军起义、改编和投诚，占解放军歼敌总数的40%以上，有力推动了解放战争的顺利发展，加快了全国解放进程。

三、五里桥谈判的成功经验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法宝。”（5）五里桥谈判的成功经验正是这“三个法宝”的具体运用。

（一）人民解放军的强大与胜利是五里桥谈判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我党与傅作义的接触，始于1948年11月（通过中共地下党），12月中旬两军代表正式举行谈判。此时，辽沈战役刚结束，傅作义感到心理上压力很大。我军解放东北后，下一步必然把矛头指向平津地区。这种形势迫使他不能不寻求出路。但是，傅作义还自恃手中有一定兵力，虽然和蒋介石有一定的矛盾，但又认为蒋是不得不依赖的力量。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以为美帝国主义是不可动摇的靠山。幻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蒋傅相互利用中，保存一块地盘。由于这种思想占支配地位，与我军谈判进展缓慢。我党针对傅作义的矛盾心理和举棋不定的犹豫态度，除了进行政治争取，向他讲明形势和政策外，坚决地对其进行严厉的军事打击。因为他手中有几十万武装力量，不给他一定的打击，他对美蒋的幻想很难破灭。事实正是如此，当我们完成了对其的战略分割和包围之后，他才与我们开始第一次正式谈判；当我们消灭了他的主力，截断了他西逃的去路时，才与我们进行第二次谈判；当我们攻打天津，截断了他海上南逃的去路时，才迫不得已地与我们进行第三次谈判。就是在我军攻打天津时，傅作义还是一面表示“平津问题一道和平解决”，一面又暗中命令陈长捷死守。在天津即将被我军攻下之时，他才最后同意接受和平改编。事实上，当时我军也做好了用武力解放北平的准备，如果傅作义不接受改编，我军就将向北平发起攻击。到那时，陈长捷就是他的下场。傅作义终究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明智派，最后还是接受了我军提出的条件，和人民站到了一起，愿意和平改编。正如毛泽东同志1949年2月1日在为新华社写的述评《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比较好的一条出路，是军队离城改编，让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和平地接收城市和市政，这是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和平地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原因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与胜利。”（6）

（二）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是五里桥谈判成功的重要因素。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是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三个法宝”之一。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坚持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站到革命人民一边。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党的统战工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弃暗投明，从而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日益孤立。平津战役前夕，华北局城工部根据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特别花大力量对傅作义开展工作。当时我们党分析傅作义有两种可能，一方面他曾是抗日的爱国将领，与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排除异己有较深的矛盾，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时，有把他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反共，跟我们打过仗，他自已有两个军的嫡系部队，整个华北由他统帅的国民党军队有60万人，不到不得已时，他不可能轻易接受和谈。因此，在对其进行军事包围和打击的同时，积极对他做政治争取工作。早在1948年初，晋察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同志就指示北平地下党，要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去接近影响傅作义周围的人，做傅作义的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北平地下党先后联系了多位能和博作义“说上话”的人。这些人在关键的时候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特别是派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了解其父亲的动态。在直接谈判阶段，主要是通过三个人：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傅作义的同事、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和博作义的女儿傅冬菊。选择刘厚同作为与博作义谈判的桥梁，是因为他和地下党有较长时间的接触，对形势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对和谈的态度是积极的，他对博作义了解较深，同时深得博作义的信任。对博作义的犹豫动摇，刘厚同以坚定的态度反复地向他谈形势，摆利害，揭露蒋介石的阴谋，转达我党的政策和对傅作义的希望、要求，明确指点傅作义要顺应人心，当机立断，只要和平谈判就有光明前途，切不要自我毁灭。邓宝珊于抗日战争时期率部在陕西榆林，曾多次在延安见到过毛主席，与共产党、八路军保持良好关系。1948年12月下旬，傅作义专程派飞机将邓从包头接到北平来商大计。邓宝珊对蒋介石必败认识明确，极力劝说傅作义下决心和谈。从傅作义犹豫不定到下定决心，邓宝珊起了重要作用。通过多层次、多方面的活动，统战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其结果，使北平问题的最终解决找到了更有利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