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军：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提出（2）

有句话叫“物极必反”。第一次人类觉醒产生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宗教，历经长期的发展，到了中世纪以后慢慢地走向了它的对立面，变成了对人的束缚，这就产生了第二次觉醒。我所讲的第二次觉醒主要是指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17、18世纪以来，以西欧为中心所产生的理性精神、科学精神、民族精神，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启蒙精神。也就是说，第二次人类伟大的觉醒的一个主要的贡献就是启蒙精神的觉醒，也可以说第二次觉醒的时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

启蒙运动用理性的光芒照亮世界，使人类从宗教的迷信和沉睡当中醒来。我这里仅讲两点启蒙的价值，也是启蒙的核心价值：

一是个性解放。启蒙给人类带来了个性的解放，人从上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强调人的独立性。原来在中世纪人是依附于上帝、受上帝支配的，不仅人是受上帝支配，我们思维的基本方式，比如说国家的产生、人的产生，我们都认为是上帝制造的。在启蒙运动时代，人逐渐脱离上帝这种观念的束缚。中国则是从“天理”和“礼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强调人的个性。我们说得较多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在一定程度上讲都是个性解放的产物。

二是理性至上。启蒙运动时期的一个重要特色表现为不受束缚的，但常常也是不加批判地使用理性，敢于质疑权威和传统教条。我们常讲的“拿证据来”，包括试验科学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讲都可以看作是理性至上的产物。

17、18世纪是人类摆脱蒙昧，走向理性的时代。在这个时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出现了一批耀眼的星星，比如说自然科学领域的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笛卡尔等人，他们在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等领域创造了非凡的成就，直到今天我们在中学数学、物理学和化学里面常讲的一些原理，都是由他们提出或开创的。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今天我们用以观察和分析社会的许多原理都是这个时期提出来的，比如说英国的政治学家霍布斯，他在《利维坦》里面向君权神授发起了冲击，洛克提出了人民主权和分权的思想，弥尔顿提出了共和的思想；在法国诞生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一批著名的思想家；在德国出现了古典哲学的三大家：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

在第二次觉醒的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一批新的巨星，跟第一次觉醒所产生的智者、圣人和宗教领袖有不一样的地方。在第二次觉醒的过程当中，启蒙精神是它的核心。而启蒙精神的主要内容，我们可以这样概括：个体自由、权利平等和政治民主。从一定程度上来讲，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人权宣言》，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联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和1948年联合国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可以说是人类精神第二次觉醒的重要标志。

简单地讲，如果说“轴心时代”奠定了各民族的文化基础和文化传统，形成了它的文化个性，那么从17、18世纪开始，以西欧为中心逐渐传到了北美、亚洲的日本和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的第二次人类觉醒所产生的成果，成为今天世界上各民族共享的一个成果，也就是说它形成了世界现代化共享的精神财富。

我们今天常讲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知识科学化、人的个性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第二次人类精神觉醒的产物。把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放入到人类精神伟大觉醒的这个长河当中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主要是人类精神第二次觉醒的产物或者说是它的一部分。

什么是文化自觉？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词用得比较频繁。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当中使用了这个词汇，提出中国“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自治，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是我们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把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写到了党的文件里。在中共十八大报告里面，我们再次强调“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