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军纪律到三项纪律
1927年9、10月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进行休整和改编。一个小插曲的发生,让毛泽东意识到,抓纪律已是队伍管理的当务之急。
老红军李立在《革命摇篮井冈山》一书中回忆了这个“插曲”。
1927年10月,队伍到遂川县的大汾时,突然遭到地主武装袭击,队伍一时被冲散了,战士们又累又饿,有的同志看见老乡们地里种的红薯,不管三七二十一扒出来就吃。还有少数战士行动散漫,不听指挥,甚至乱拿群众的东西。
“红薯事件”很快就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10月3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离开三湾向宁冈古城前进。出发前,毛泽东特意在枫树坪对战士和干部讲话,并宣布了行军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当时,对这三条还没有概括为“三项注意”或“三项纪律”,毛泽东称之为“行军纪律”。毛泽东这次讲话提出的“行军纪律”,是后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萌芽。
“行军纪律”宣布当天,部队进驻古城。
当晚,毛泽东在古城文昌宫召开有宁冈县党的负责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会议历时三天,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讨论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以及争取改造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等问题。除此之外,毛泽东专门谈了纪律对工农红军的重大意义。
此时着重谈及纪律工作的重要背景,正是因为要争取改造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他们是富有正义感的农民旧式武装,带有浓厚的绿林色彩,队伍成分复杂,人员缺乏革命理想。这部分人员的加入,让部队人员瞬间变得复杂起来,党组织必须制定团结改造的政策方针。
毛泽东说:我们要对井冈山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首先一定要加强组织纪律性,给他们做出好样子,使他们心服口服地接受我们,和我们站在一起,共同打击敌人,“安家”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于是,更加具体和严格的“纪律”出台了。
10月24日,毛泽东在荆竹山向即将上井冈山的部队讲话,核心意思还是强调“纪律”问题。他说,上井冈山要建立根据地,要和山上的群众以及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为此,毛泽东宣布了工农革命军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
那晚,毛泽东率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受到王佐及其部队的热烈欢迎。这“三项纪律”,即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产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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