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费孝通先生曾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建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原则。”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经济可以一体化，但是文化不能一体化，要多元化。我们要相信中华民族文化自身的价值和生命力，不能简单认同西方文化，不同的文化之间要相互尊重。

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精神和文化至少已经历两次伟大的觉醒。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800—前200年之间，也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人类的觉醒建立了秩序和信仰。第二次以启蒙运动为标志，首先发生在18世纪的西欧，然后向世界各地传播开来。启蒙的价值，一是给人类带来了个性的解放，二是强调理性至上。理解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也需要从一个大的历史时空去体验和观照。下面，我从戊戌维新时期、辛亥革命前十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四个阶段来谈一下认识。

一、戊戌维新时期的文化自觉

中国具有近代意义的文化自觉始于甲午战争。身历其事的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因民族危机激发而出现的“公车上书”，可以视为这种文化自觉的典型表现。与历史上的士人结社往往夹杂着朋党意气和传统伦理不同，公车上书是知识群体对民族前途理性思考后所达成的共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章太炎等知识分子，正是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改变了人生态度和文化观念，由旧式士人变为新派人物，代表了最先醒来的中国人。

从甲午中日战争到庚子八国联军侵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思想家群体走在时代前列。戊戌维新时期的文化自觉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

第一，重建中国文化的坐标系。维新变法之所以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新局面,就在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思想家群体走出封闭,率先以世界性眼光来看待中外文化，走在了时代前列。严复以进化论为基础论变，是较早以世界化的方式自觉反思中国文化的学者。他指出：“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康有为抛弃华夏中心观念，注重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探寻中国落后的原因：“夫中国之教，所谓亲亲而尚仁，故如鲁之秉礼而日弱。泰西之教，所谓尊贤而尚功，故如齐之功利而能强。”

这种通过比较得出的结论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们对于自己文化的优点和缺点缺乏一种真切的把握，现在通过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了解到自身的优长和不足。维新思想家们从世界范围来考察和探究中国落后的原因和未来的出路，重新评价和定位中国文化，顺应了时代要求。

第二，敢于自我剖析和自我批判。维新思想家将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咎于古文经学、程朱理学、八股取士制度,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显示出他们对思想文化的重视。首先，对当时官方的哲学和主流学说进行批判，批判的对象直指四书五经。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指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崇的“古文”经典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当时还有一位叫宋恕学者的指责程朱理学和经学“远乎公”，“远乎实”。所谓“远乎公”就是说中国的经学里根本没有天下为公，讲求民主的精神。“远乎实”是说程朱理学在现实面前苍白无力，根本就没有实际作用。其次，批判传统的制度。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是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到戊戌变法时期，知识界开始反思社会落后的原因，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落后，之所以在战争中一败再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人才，而缺乏人才的原因就归因为科举制度。最后，批判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谭嗣同对纲常名教的批判用了这样一个词，叫“冲决网罗”。他说纲常名教就像网一样束缚了中国人的个性。严复把纲常名教、伦理学说作为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来批判，抨击传统封建糟粕观念摧残人性，他特别指出，强调贞节烈女，是对中国妇女的伤害。当时的维新人士开始对自身的理论体系、文化制度、纲常名教展开了犀利的批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