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2）

第三，文化取向的根本性转变，开始向西方学习。在此之前，对于西方的学习一直停留在器物层面，从这一时期开始则深入到文化上来。甲午战败之后，中国人马上认识到西方文化的重要性，到近邻日本去学习西方文化。甲午战争之前的三百年中，日本翻译中国书籍有129种之多，而中国翻译日本书籍却只有12种；但是之后的十几年，日本翻译中国书籍仅有16种，而中国翻译日本书籍却达到了958种，其中多数为政治、法律类书籍。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已经由自以为是的天朝上国转变为向西方文化学习，向近邻学习。

第四，“变”的自觉。戊戌维新时期的政治理想和文化抉择都选择了变法。梁启超在《变法通议》里讲，“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意思是，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国变也要变，不变也要变。如果我们主动求变，变的主动权还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可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我们的民族，保卫我们的信仰。如果是被动的变，那就是任人宰割，最终的结果不敢想象。

这一时期的变法跟历史上的变法，比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有质的不同。第一，与民族命运相联系。谋求的目标就是挽救民族危亡，为民族寻找一条独立、富强、现代化的出路。第二，与进化论相联系。严复译著《天演论》，康有为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同中国古代“公羊三世”说相结合，把变法与历史观、世界观和社会制度的改造结合在了一起，这种变就不再是历史上的局部之变，而是社会制度的革命性的变化。

二、辛亥革命前十年的文化自觉

实际上，在这个时期，大多数中国人仍然生活在传统社会当中，他们的观念仍然是传统的观念，很多人对自己的同胞，对自己的国家全然没有感情。结合了对这种历史背景的理解，我们才能认识最早觉醒过来的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重建中国文化的本体。针对当时流行的“中体西用”、“政本艺末”、“中主西辅”等说法,严复于1902 年发表《与〈外交报〉主人书》予以一一驳斥,并明确提出:西学之本在于科学,“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他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是建立在西方的科学观念上的，必须以科学、自由、民主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本体。

但是，仅仅学习西方是不够的。针对当时的崇洋心理、醉心欧化潮流,梁启超提出，我们学习西方不能脱去了崇拜古人的奴隶性，又产生一种新的崇拜外人蔑视本族的奴隶性。他在《新民说》中谈到，“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一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前者是对待中国本土文化的态度；后者是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前者避免了民族虚无，又不落入守旧的窠臼；后者避免了盲目排外，又不会误入“醉心欧化”之途。

批判国民性。20世纪初，梁启超已经认识到改造国民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衰落的根本在于我们的国民，如果每一个人都有比较好的素质，变法就会成功。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依靠皇帝和朝中的几个大臣，而依靠少数人的变法不会成功，即使成功了也难以推行下去。因此，针对戊戌变法的失败，他提出要从改造国民性做起，提高中国的国家实力。

梁启超为了宣扬“新民学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国民十大源起论》《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新民说》等，核心宗旨就是要造就新国民。什么是新国民？新国民就是要知道国家是由国民组成的，国家的主权属于国民，如果一个国家灭亡了，国民毫不关心，这样的国民就不是新国民。他提出从两个方面来改造国民性，一方面，培养国民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要把民族区分为两个类型，一个叫大民族，一个小民族，或者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排满革命是以汉人或者以汉民族为代表的大汉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小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是要不得的，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大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把满、汉、回、藏等各个民族合为一体。我们认同的民族应该是中华民族，强调民族的统一，由此来培养一种民族情感，爱国情怀。

另一方面，批判国民的劣根性。梁启超在文章中用嬉笑怒骂的方式深刻揭示了当时的中国国民身上几千年以来习以为常的弊病。在他的一篇名为《呵旁观者文》的文章里，他把当时的中国人分为了这样六种类型。第一，浑沌派。浑沌派是一种没有脑筋的动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饿了就吃，饱了就玩，困了就睡，醒了就起床。这种人天天围绕着自己的小天地打转，打的都是自己的小算盘，为了争一分钱都可以跟对方拼命。国家灭亡不灭亡，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第二，为我派。为我派是一种极端自私自利的人，要财不要命，极其贪婪。当时的官、绅、士、商里面，只要占据高位、握有重权的都属于这一类。第三，呜呼派。呜呼派就是认为自己很清高，天天忧国忧民，但事到临头往往无计可施。第四，笑骂派。笑骂派的人经常站在别人的背后指指点点，冷嘲热讽，不仅自己是旁观者，也不想让别人办成事情。既骂守旧的人士，也骂维新的人士，既骂小人，也骂君子。第五，暴弃派。自暴自弃的无能之辈，他们认为中国有那么多人，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我没有什么本事，其他人去解决就完了，责任全部推卸给别人。第六，待时派。这一派是看看再说，明日复明日，最终的结果是不了了之。他们抱怨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总是抱着一种消极的逃避心态等待天时，但是永远等不到。梁启超认为，这些人虽然类型不一样，但是他们作为旁观者都是一样的，不负责任，得过且过，能说不能做。梁启超把当时中国的国民性，称为“劣下之根性”，他要把中国人的劣下之根性剪掉，还要让国民树立远大的理想。

对中西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如果说戊戌变法时期的文化自觉，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学习西方，那么这一时期在学习的基础之上多了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反思和批判。以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学说为例，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来看，它是双重反思的结果，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二是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反思。三民主义既看到了传统文化的优点和缺点，又认识到西方文化的长处和短处，在综合中西文化基础之上提出来的一种学说。

民族主义在孙中山的革命学说中处于核心的地位。我们讲民族主义的时候，常讲到一个词叫“排满革命”。排满革命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也就是一种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但是这种传统的民族观念有其狭隘性，实际上是一种大汉族主义。到了20世纪初，孙中山已经认识到这种大汉族主义的局限性，他认为排满革命并不是要杀尽满人，仅仅是要推翻满人的政权。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他提出“五族共和”，就是满、汉、蒙、回、藏五个民族要共同治理国家。这既避免了传统大汉族主义的局限性，也避免了像西方国家一样在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造成的大屠杀。孙中山的这种民族主义不仅仅是对传统的大汉族主义的超越，同时也是对西方国家单一民族建国的超越。

民权主义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林肯曾经提出过“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即“民有、民治、民享”。中国历史上有民本思想，基本上相当于里面的民有和民享，缺的是民治。孙中山提出创立合众政府来实现民治，并提出了“五权宪法”，在西方三权分立的基础上，用中国古代的考试权来弥补西方公务员考试的不够透明和不够公平；用中国的监察制度来防止和惩治官员的贪污和腐败。

到19世纪20年代，孙中山把民生主义概括为八个字，叫“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主要针对的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土地的高度集中，特别是大地主对土地的垄断，通过平均地权的办法来防止贫富悬殊。节制资本，针对当时西方国家资本高度集中在大资本家手里，社会贫富悬殊极端严重，他提出“节制资本”的概念，主张森林、矿产、土地、银行等涉及国计民生的资本收归国家掌握，防止大资本家控制资本。孙中山曾经访问过第二国际，后来又受苏俄的影响，接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说。

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就是双重反思，既对传统文化有所反思，又对西方文化有所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