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军：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历程（6）

（2）民权主义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中国历史上有民本思想，这种民本思想兑换成林肯的那句话来讲就是“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基本上相当于里面的民有和民享。也就是说，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中有民本的传统，但是这种民本的传统是相当于西方的民有和民享。我们现在缺的是民治。那么民治思想如何来治理这个国家？孙中山就提出来了创立合众政府。在创立合众政府里面，孙中山讲到选举权的时候，提到了“五权宪法”。在“五权宪法”里面，他一个方面吸收了美国的三权宪法三权分立的概念，同时为了弥补西方三权分立的不足，他吸收了中国古代行之有效的选拔官吏的制度，增加了“考试权”，以此来弥补西方公务员考试的不够透明和不够公平。另外，他又吸收了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增列了“监察权”，以此来防止和惩治官员的贪污和腐败。也就是说，“五权宪法”是在西方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增加了中国古代的“考试权”和“监察权”。

（3）民生主义

孙中山倡导的民生主义也非常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民生主义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到19世纪20年代，孙中山把民生主义概括为八个字，叫“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主要针对的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土地的高度集中，特别是大地主对土地的垄断。通过平均地权的办法，来防止贫富悬殊。“节制资本”是针对当时西方国家资本高度集中于大的资本家手里面，当时西方社会贫富悬殊极端的严重。孙中山曾经访问过第二国际，后来又受苏俄的影响，接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因此他提出“节制资本”的概念，限制大的资本，比如说森林、矿产、土地、银行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资本，他主张收到国家手里，由国家掌握，以此来防止大资本家对资本的控制，造成的贫富悬殊。总之，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带有中国历史上所一贯强调的“天下大同”“天下为公”，强调均贫富的色彩。

借助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就是双重的反思，既对传统文化有所反思，又自觉地反思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采取了一种批判、吸收的做法。

第三个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自觉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又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本来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它的成立给中国人带来了希望。但是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就出现了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以及康有为等人发起“孔教运动”，要把孔教立为国教。中国社会又重新回到了一个比较黑暗，让人郁闷的时代。当时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也感觉到了一种苦闷。鲁迅在1922年的《呐喊自序》里面曾经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这个词叫“铁屋子”。他说，“假如一间铁屋，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当中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鲁迅当时埋头固纸堆，在从事中国古代的造像和木质、金石拓本的研究和抄写，直到有一天钱玄同要求他写一篇文章，说你不要再沉睡过去了，要起来唤醒民众，他才开始写了《狂人日记》。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初年中国社会一度陷入了一个非常沉闷的社会局面。人们由中华民国建立的这种希望，重新回到了一种失望、彷徨和苦闷的状态之中。在迷茫、苦闷、彷徨的过程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探求和反思中国的改造之路。那么，这就有了新文化运动。

我这里从四个方面来讲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自觉。

（一）真正的文化意义上的觉醒

比较真正的文化意义上的觉醒，也就是说强调自觉地用文化来塑造国民。为什么说新文化运动时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呢？我有这样的一个理论。

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总结在此之前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人所走过的道路。他说，中国从洋务运动到现在，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或者说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洋务运动时期，这个时期中国人主要是认识到自身在器物上的不足，所以出现了学习西方的洋务。第二个阶段是戊戌变法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这个阶段中国人认为我们之所以不如人，主要是政治制度不如人，所以他们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时期学习西方的民主共和，但是结果并不理想，民国建立不久就出现了复辟帝制。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人开始反思，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才真正认识到中国人文化上的不足，开始从文化上学习西方，这就是新文化运动。

正如“新文化运动”这个名称，顾名思义，它是一场文化的运动，从文化上为中国寻找出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在1916年2月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吾人最后之觉悟》，在文中他指出，中国人百年以来一直在寻找出路。近年来中国人掀起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但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为什么没有成功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体国民的觉悟没有实现。因此，在《吾人最后之觉悟》这篇文章里面，他开始号召或者唤醒沉睡的国民。他说，在此之前所谓的共和，所谓的立宪者，都是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多数人不觉悟，少数人觉悟，即便你建立了新的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其结果仍然又走回到老路。他说，现在我们就要唤醒国民，让他们觉醒开来，让国民认识到国家是人民的功臣，必须摒弃过去的官僚的、专制的政治，代之以自由的、自治的、法律的国民政治。他说，只有多数国民的人格、思想觉悟了，接下来我们的新国家才能够建成。但是仅仅从政治上认识还是不够，他说民国成立以来，他观察到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孔教。孔教在为专制帝制做宣传，做掩护。因此，他提出吾人最后之觉悟是伦理的觉悟。

所谓伦理的觉悟，就是要认识到儒家学说里所讲的纲常名教，这些东西跟现代民主国家是相冲突的。如果我们真要建立一个现代的、民主的、法治的国家，那么我们必须摒弃以纲常名教为基础的等级关系或等级观念。只有我们伦理上觉悟了，认识到要废除纲常名教，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独立、平等、自由的现代国家。

因此，他主张知识分子从文化、伦理上来改造国民，唤醒国民，以此为基础，进而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