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军：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历程（2）

第三，批判中国人传统的信仰和道德。我们刚才讲，第一次文化觉醒的重要产物，就是我们产生了自己的信仰、道德和伦理。但戊戌变法时期，他们对传统的伦理道德展开了批判。谭嗣同对“纲常名教”的批判用了这样一个词——“冲决网罗”。他说，纲常名教就像网罗一样，束缚了中国人的个性。严复把纲常名教、伦理学说作为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来批判，说它摧残人性。他特别强调，中国妇女强调贞节，强调烈女，这种名教、礼教对中国妇女而言，是对她们的一种伤害和摧残。

总之，戊戌变法时期，维新人士开始对自身的理论体系、文化制度、纲常名教，展开了犀利的批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三）学习西方：文化取向的根本性转变

在此之前，魏源曾经提出“师夷长技”，洋务运动时期仍然是在学习西方长技器物层面的东西，还没有深入到文化层面。到了这一时期，开始从文化上来学习西方。

甲午战争之后，《马关条约》签订不久，中国第一批赴日留学的13名学生踏上了东渡的航程。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第一次，在此之前只有日本人派遣唐使到中国来学习。甲午战败之后，中国人认识到西方文化的重要性，到近邻日本去学习西方文化。从当时翻译的书籍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中国人开始大量翻译西方书籍。在甲午战争之后十几年当中，中国人翻译日本的书籍达到958种；而在这之前300年当中，中国人翻译日本的书籍只有12种。从300年间只有12种，到短短十几年有958种，从这个数量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人价值的取向已经由自以为是的天朝上国转变为向西方文化学习，向近邻学习。这一时期他们学习的内容比较偏重于社会科学和政治制度。在政治制度里面，主要学习的是君主立宪。这是戊戌维新时期文化自觉的第三个方面——文化取向的转变，开始向西方学习。

（四）“变”的自觉

“变法”是维新派的政治思想，也是文化抉择，体现了他们对中西文化的理性思考。在“变法”的过程当中，梁启超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在《变法通议》里面讲，“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什么意思呢？他说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国人变也要变，不变也要变。如果我们主动去变，那么变法的权力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这样可以保护我们的国家，可以保卫我们的人种，保卫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不变而变，那就是一种被动之变，是任人宰割，最终的结果，他说我不敢想象，“乌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这一时期的“变法”跟历史上的“变法”，跟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有质的不同。这种质的不同，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角度去理解：

第一，这种“变法”是跟“群”或者民族的命运相联系的。那么，它所谋求的目标就是合群、保种，寻求一种民族的独立、富强，挽救民族的危亡，为民族寻找一条现代化的道路。

   第二，这一时期的“变法”是与进化论相联系的。这一时期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康有为提出了“公羊三世进化论”。康有为把中国变法的方向指向了西方或者现代化。把变法与历史观、世界观和社会制度的改造结合在了一起。这种“变”不是历史上的局部之变，而是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变化。这是近代文化自觉历程第一个阶段——戊戌变法时期。

第二个阶段:辛亥革命前十年的文化自觉

戊戌变法之后，接下来是戊戌政变和义和团运动。中国人在戊戌维新时期所开启的学习西方的步伐，一下子缓慢下来，甚至出现了停滞。在这个阶段，在更大范围当中的中国人，实际上仍然生活在传统社会当中，他们的观念仍然是传统的观念。也可以说，他们刚刚醒来，或者少数人醒来之后，大多数人仍然在昏睡当中。有人形容当时的状况说：

“亚细亚之东，有大地焉，为白人所共有。凡其地重大之事，执其权者无一而非白人。故白人之至其地者，纵横跋扈，无所不至。盖已奴役其土人，牛马其土人久已。然其土人冥然罔觉，自称其地曰‘中国’。其实濒海之东，既不可谓‘中’；偷生苟活，更无以为‘国’。国民曰：是所谓土地，非国也。”

这里通过解释“中国”两个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对这个国家，缺乏国民的观念，甚至缺乏国家的观念。

第二段话是鲁迅留学时写的，他当时在日本仙台的医学院学习。每次学习时，如果老师的课提前讲完了，下课之前都要放影片。他说，在这个影片里面，经常看到“偏有中国人夹在里面：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人；在讲堂里还有一个我”。

他这句话是讲，在当时在日俄战争的过程当中，不仅中国政府宣布局部中立，当日本人杀中国人的时候，我们的同胞在一旁做旁观者，感觉中国人被杀跟自己完全无关。鲁迅在《藤野先生》里面的这段话，是讲这一时期中国人的麻木不仁，对自己的同胞，对自己的国土，对自己的国家，全然没有感情。这是20世纪初，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文化状态。

在这种状态、历史背景之下，我们才能够看到20世纪初，最早觉醒过来的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具有的价值和意义。20世纪初，也就是辛亥革命前10年，这一时期为中国近代的文化自觉做出贡献的，主要还是一些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