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成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要义（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内容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最根本的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根本制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它们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要义，规定和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制度属性和前进方向。

（一）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最根本的保证

在典型的西方国家宪政制中，是先有国家、宪法和民主等宪制及其运作，后有政党的。可以说是民主制、宪制创造了政党，而非政党缔造了国家和宪制。在这种宪制下，政党合法性的根基是个人基本权利尤其是结社自由，而非对政权的缔造、巩固与建设。政党哪怕成为执政党、参政党，也不直接享有公共权力，而是通过议会或者政党推举出的当政者、参政者行使公共权力。政党的治理不直接包括国家治理。政党可以有政纲，但却无政权。政党可以进行必要的自律性管理，但却必须要严格在宪法法律范围内展开。宪法和政党法对政党行为有着严格的制约和限制。

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选举型政党”，我们党作为长期执政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领导党，是一种“目标型政党”。与此对应，我们党的治理与西方式政党的治理也存在根本性差异。

在我国，是先有了中国共产党，后诞生了新中国，然后才有了宪法和民主等宪制及其运作。可以说是党缔造了新中国和宪制，而非民主、宪制创造了党。非西方、被侵略、贫穷落后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救亡图存、求发展是中华民族的首要使命。这一使命决定了党的合法性的根基首先不是个人权利，而是缔造、巩固和建设一个新中国，实现民族延续、国家复兴和人民幸福。从性质上讲，党不只是一种普通的社会组织，而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唯一的、长期的领导党和执政党。从国家到政府到社会，作为领导党，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公共事务。党的治理既包括自身治理，也包括治国理政。作为执政党，党直接享有公共权力，通过党委（组） 等行使各种公共权力。国家治理是党的治理的重要内容。党既有政纲，也有政权。

正是我们党和西式政党的差异性、我国政治体制和西方宪制的差别决定了我们党的特殊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这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现行宪法对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进行了规定，这一规定表明，我们国家的各项事业都要坚持党的领导。这构成了我国政治体制的根本原则，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正确理解我国的政治体制。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根本制度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方面，我们要把政治建设植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上，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支撑，政治建设就是无源之水，难以长期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要靠改革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为政治文明建设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是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是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这个政治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出来的。马克思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辩证唯物史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论述等，对我们的政治建设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同时还包括：毛泽东同志关于政权人民性的论述，邓小平同志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还是制度靠得住些”的论断，江泽民同志提出来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科学发展观中关于政治文明建设的论断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关于政治文明的一系列新的论述。例如，提出“政治规矩”，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提出坚持法治为主、德治为辅的政治理念；提出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调整分配方式改革、反腐和规范权力、消除权力寻租的空间，来解决利益分配不公问题，把利益共享这一执政理念和逻辑注入政治文明等。

从毛泽东同志的阶级分析理论，到邓小平同志的渐进改革，再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政治文明，我们的制度设计与价值目标正在发生新的巨大变化，我们的中国文明在不断向前发展。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陷入暂时的低潮，唱衰社会主义的理论甚嚣尘上。在那个时期，新自由主义断言人类发展道路的历史争论已经解决，认为资本主义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论调。新世纪以来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它所带来的全球实体经济不景气，更是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端。西方学界也开始反思、批判新自由主义，并寻找新的政治出路。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义务也有能力承担起引领社会主义发展的重任。我们应当在批判新自由主义、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方面作出更大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就是要探索出新的政治文明形式，以替代逐渐腐朽、面临诸多问题的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