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质疑”的殊途与同归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发展，质疑改革开放、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声音不时出现。在“两个质疑”中，有的认为“改革开放过了头”，“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是在搞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有的认为“改革还远未到位”，要求以西方制度模式为标准全面彻底改革。这些质疑，有的会制约改革动力，有的会误导改革方向，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干扰改革开放的正常进程，需要区分不同问题，进行深入辨析。

古代和现代：“过头论”的动力问题

具体看来，“过头论”认为改革力度过猛，开放程度过大，偏离了社会主义轨道，并且把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贪污腐败、贫富差距、民生保障等问题归咎于改革本身。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质疑趋向以后现代理论、后殖民理论等为依据，抨击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甚至反对中国加入WTO。他们怀念“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前改革时代，主张回到公正平等的“完美社会主义”。

在这些看法中，有的注意到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但透过其中的人文激情，可以看到它们虽然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也要求“走自己的路”，但在如何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上思想不尽一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尽管都是“改革红利”的分享者，但这种“获得感”并不均衡，一些群体的“相对剥夺感”较为强烈，回归“理想时代”成为他们的共同心声。

然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历史已经进入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持”过头论“就会缩手缩脚，畏难不前，而一旦失去发展时机就可能落后于整个时代。从明朝旧事来看，随着中后期工商业的发展，明朝也曾进行“改革开放”，对内实行“一条鞭法”增加收入，对外开放“海禁”发展贸易，一度也迎来过“隆庆中兴”。但其所谓“改革开放”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各种措施根本上都是为了巩固加强既有制度和利益格局，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始终未能充分发展。结果，同时期的西方国家在“文艺复兴”的启蒙下迅速崛起，明朝却丧失了自己，也丧失了古代中国的发展机遇，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覆灭。

改革不是改头换面，变革不是变换形式。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是回到过去，在“小富即安”的自足中坐失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让改革功亏一篑。也只有这样，才能主动适应历史潮流，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东方和西方：“不足论”的方向问题

“打开了窗户，新鲜空气会进来，苍蝇、蚊子也会进来。”“不足论”认为改革力度不够，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要求大刀阔斧推进改革。他们主张，在政治上照搬西方制度模式，在经济上取消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思想上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正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观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开放观的斗争一直都在进行。21世纪以来，同早期直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全盘西化”相比，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开放观的手法更为精致化、隐蔽化，而且更加针锋相对。如以“普世价值”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宪政民主”否定党的领导，以“新自由主义”取代公有制主体地位，以“公民社会”诱导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以“新闻自由”曲解党管媒体等等，企图动摇思想防线，推动我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这样在改革中改向、在变革中变色的前车之鉴如在眼前。前苏联的解体，既源于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固守僵化模式隐藏的社会危机，更源于80年代后期的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及其后果，就是推行“民主化”弱化了党的领导，推行私有化损害了公有制经济基础，推行指导思想多元化弄乱了思想领域，推行军队“非党化”失去了安全保障，致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同样，按照西方思维进行改革的阿根廷、埃及等“全球最佳改革国家”，陷入了社会动荡、经济倒退、人民困苦的境地，失去了原来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可见，找到一条符合自身需要的发展道路是何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