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华:学习毛主席卓越的领导艺术(5)

王立华:学习毛主席卓越的领导艺术(5)

四、可以专门开务虚的会议

这要从毛主席的一则读书批注说起。

唐贞观二年,礼部侍郎李百药写了篇《封建论》呈给唐太宗李世民。这篇文章中说的李世民执政治世之道,被毛泽东在读书时注意到了。

李百药说:李世民平定四方,用怀柔政策,不急功近利,劳民损兵;不贪图游乐,每早视朝,用心听取各种建议,出言周密;罢朝后约一些名臣,推心置腹地讨论是非;晚上,叫一些才学之士到宫中,一起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往往中宵不寐。

李百药概括的李世民这四个特点,是说他的决策风格和每天的几大工作内容。

毛主席在这段话旁批注:“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在这四种“工作方法”中,后两种都不是直接处理具体的政务,多半属于务虚闲谈,时间在上午罢朝之后和傍晚夕阳西斜之后,在坦诚的气氛中,或讨论事情的是非曲直,或与文人们高谈典籍诗文,中间还穿插一些抽象的“玄言”,这显然可归入“务虚”之举。毛主席对此予以重视,以“工作方法”称之,既是政治家读史的旨趣所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在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上的考虑。

毛主席说这是李世民的工作方法,应当是很恰如其分的。李世民还未登基时,为了能够经常务虚,就从体制上做了设计。他在其天策府开设了文学馆,广招天下学士入馆,号称“十八学士”,都是些博览古今、明达政事、善于文辞的大知识分子。大致可分三类:

一是以诗文写作著称于世者,如虞世南、褚亮等;一是以经史学问名重当时者,如孔颖达、陆德明等;一是知识渊博且善于治道的人,如房玄龄、杜如晦等。有个成语叫“房谋杜断”,即指此二人一个多谋,一个善断。

李世民即皇位当年设置弘文馆,精选才学渊博之人充任弘文馆学士,让他们分班值夜,“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李百药说,他们的讨论达到“乙夜忘疲,中宵不寐”的程度,可见李世民对务虚何其看重,兴味是何等浓厚。善于务虚,前提是深知务虚之用,他与文学馆和弘文馆的学士以及大臣们,的确“务”出不少为政的妙义要道。李世民与文臣们的对话,被辑为《贞观政要》,都是成体系的论政要籍,成为以后历朝储君们必读课目。李世民的“务虚”和“贞观之治”有什么关系呢?大致三个方面。

第一,李世民和文臣们的务虚,目的是“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讨论以求其是,博学以成其道,务虚以为其用,遂使贞观年间的政风民风,良可足观。李世民能自觉探讨、总结执政规律和领导艺术,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其务虚所得,这也是贞观年间特别是贞观前中期的政策失误相对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通过务虚总结的一些经验,对后来的当政者也不乏其借鉴和启发意义。其中,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愿为良臣,勿为忠臣;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上畏苍天监视,下畏群臣仰望;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安不忘危,理不忘乱;崇虚名而受实祸;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草创难,守成更难;以人为镜,以史为镜等等,千百年来,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政治格言。

第二,使贞观之治拥有遍及域外远国的“软实力”。李世民被域外远国称为“天可汗”,用今天的话来说算是国际领袖,而中国在当时被称为中土大唐,可见其软实力之影响广泛。

第三,李世民经常和文臣们讨论学问时事,在其干部集团中形成一种善于思考天下大事,勇于进谏规讽的浓厚风气,并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这是形成贞观之治的重要基础。同李世民一道务虚的学士们,大都成为了政治家,这些人才追随李世民,为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和文化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乃至武则天和唐玄宗两朝,都曾仿效李世民重建过”十八学士”这样的干部团队。对于唐初的人才辈出,毛主席甚为称赏,他读《旧唐书》和《新唐书》,常常写下所记文臣武将的名字。如在《旧唐书》上写了封德彝、萧瑀等10人,在《新唐书》上写了李靖、侯君集、马周等40余人。有时候,还特意在这些人名后面注明其才学特征,如姚思廉(历史家);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钟绍京,书法家;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等。

务虚作为一种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毛主席始终提倡并善于运用。他经常要求领导干部读哲学,读历史,读文学,读了好的篇章,就推荐给其他人,甚至经常开列一些书目,供领导干部学习。同一些领导干部聊天,也常常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即使在一些重要的中央会议上,也往往作古今中外的漫谈。

他曾专门写过《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说道:

“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那很危险。”

他还专门给县级以上的各级党委写信,希望领导干部:

“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

1958年3月26日,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对务虚问题作了专门阐述:

“过去也不是一点虚没有务,也谈了一些,可以有那么一点时间不谈具体问题,专谈一般的思想性质和理论性质的问题。”

“先实后虚或先虚后实都可以,可以专门开一次实的会,也可以专门开一次虚的会。也可以同时并举。不过现在就希望多一点虚更好,因为过去太实了。我看我们这些人,比较太实了一点。要逐步引导我们各级党委的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这样一些问题。”

“把他们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一部分,这样有可能做些研究工作,注意比较大的问题。如何解放法,大家去研究,总而言之,是少管一点事情,少管一点就能够多管一点。”

这深刻道出了务虚和务实的辩证关系。领导干部处理事情,光靠一个人关在屋子里面想不行,有时仅仅就事论事也不行。除了走出去调查研究,除了阅读各种各样的简报信息,还必须经常同人交谈,以相互启发,获得新的思想资源,或者把一些未必成熟的想法交给人去琢磨,以求丰富和完善等等。特别是在一些比较高级的领导岗位上,主要任务是出思路、谋战略,务虚更不是可有可无之事。务虚看起来没有和具体实践扣得很紧,但可以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素养和政策水平以及总结实践的能力;看起来似乎没有实打实地去解决某个具体问题,但却能够为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提供不可或缺的思想方法和智慧经验。务虚说起来好像有些超然,但有时候却很管用。涉及的事情越是方方面面,碰到的问题越是复杂难办,越是需要触类旁通的宏观思维去统筹考虑,这时务虚所发挥的作用就可能很关键。

曾经在中央工作多年的李德生同志,在回忆录里讲毛主席第一次同他谈话的情景。他说:

“我等着他对我到中央工作后提出具体要求。然而,毛主席思路纵横驰骋,完全不像我想象的常规的工作方法。他谈起了党的历史,又问我平常爱读什么书。我看到毛主席房间里那么多书,顿感惭愧……”

“毛主席对我是不谈工作任务,不谈工作要求,只谈一个学习问题。”

“我领悟到,在中央工作不能只想到如何工作,如何克服困难,而应该努力学习,这样才能使自己视野广阔,思路清晰,不致为狭隘的经验主义、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所束缚。后来我从实践中体会到这恰恰是在中央工作最重要的条件。”

一般说来,人们比较警惕只会务虚不能务实的毛病,对只务实不务虚的做法,却不大容易看出它的弊端。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把一个又一个的事务比作大海,那么,要赴海而不被淹死,就得抬出头来呼吸;要找到最佳的划游路线,也得抬出头来观察。这呼吸,这观察,就是“务虚”,就是在前人的经验和知识中,在别人的思考和言行中,在相互的讨论乃至争论中,找出可遵行的规律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责任编辑:郭浩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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