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华：学习毛主席卓越的领导艺术（7）

六、只唱一出《香山记》

有一部戏剧，毛主席对其内容没有留下什么评论，倒是对两句开场戏文印象深刻，多次谈到，并从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上做了引申。

这是一部什么戏呢？是明朝一位叫罗懋登的戏剧家，根据佛教故事写的《观世音修行香山记》，后人简称《香山记》。剧情是：

妙庄王的女儿妙善违背父意，不愿嫁人，遭受妙庄王种种严酷的刁难和折磨，但因佛祖保佑，屡屡脱离苦难之境。妙善后来在香山修成正果，并暗中治好了父亲的病，终使妙庄王大悔大悟。佛祖遂封妙善为观世音菩萨。显然是一部借人间故事演绎佛教教义的典型之作。

毛主席经常引用的两句戏文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

据考证，毛主席第一次引用这两句戏文，是1958年6月21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说：

打了抗美援朝战争以后，我就把军队工作的事推给彭德怀同志了。我做工作就是单打一，搞那么一件事就钻进去了。我也提倡这个方法。有本书叫《香山记》，讲观音菩萨怎么出身，别的我都忘记了，头两句叫作“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我就采用这两句作为方法，这几年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就是只唱一本别的戏，军事，我就没有唱了。这个方法是不坏的。你唱《打渔杀家》不能唱《西厢记》，你不能两个戏同时在台上唱。 

1963年5月8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要抓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时，他又说：

就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这是描写妙庄王女儿的一本书，头两句就是这样。事物是可以割断的。天也不唱，地也不唱，只唱妙庄王的女儿如何如何。比如看戏，看《黄鹤楼》，天也忘了，地也忘了，其他的戏如《白门楼》也忘了，只看我的同乡黄盖。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不唱天，不唱地，只唱《香山记》。

1964年3月28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去年杭州会议后，我们根据主席提出的“只唱一出《香山记》”的办法进行传达，效果很好。毛主席说：

我四五十年前看过这本书，开头两句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唱这个戏，别的戏就不唱了。就像你们河北唱《劈山救母》一样，不能什么都唱，这个方法要普遍运用。这几次所谈意思差不多，就是把“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作为希望普遍运用的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做某件事的时候，对其他事情一概不管不顾。而是要求领导干部在一段时间里，想事情，看问题，定政策，抓工作，应突出重点，善于抓主要矛盾、主要任务，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毛主席还曾根据中心工作的需要，用以下说法阐发了大体相近的意思。

一是不要四面出击。这是建国初期提出的一个口号，当时头绪繁多，要紧的事便有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解放台湾、西藏，进行土地改革，调整工商业，恢复经济，解决就业，改革旧社会教育文化事业，协调好各个阶级的关系，在国际上还要对付敌视新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封锁等。但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他提交的书面报告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也就是把国家财政经济工作能否好转，作为新生政权能不能立得稳的关键问题。在说明这个主题报告时，他特别强调：

“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

这里讲不要四面出击，就是要在诸多事务中，分清主次先后、轻重缓急，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大为，有所小为，以利实现中心任务目标。

二是反对多端寡要。1959年3月，毛主席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三国时袁绍败于曹操的一个原因是“多端寡要”。在讲了袁绍决策多端寡要、瞻前顾后，他接着说：

“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

后来又说：“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

所谓“多端寡要”，就是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常常表现为在一大堆问题面前看不到主要矛盾，抓不住要害问题，决策起来，头绪多端，力求面面俱到，什么都要讲、要做，结果却什么都讲不透、做不细，办起事来难免在枝枝节节的问题上疲于奔命，而影响全局的实质问题却得不到解决。

三是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1959年4月5日，他在一次讲话中开始就说：别的事我不讲，只讲工作方法，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要会做工作。然后，一口气讲了十几条，诸如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等。其中说道：

搞计划要有重点，有重点就有政策，没有重点，平均分配，就无所谓政策。这是很好的经验，跟我们历来搞政治、搞军事相适合。总要有重点，一个时期总要搞个重点嘛。打张辉瓒就打张辉瓒，别的敌人放弃，搞点小游击队去牵制。这里讲的“没有重点就无所谓政策”，是希望制定政策要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各级领导部门制定政策，总是为了回答和解决现实中的一些重点问题，总会提出某方面或某阶段工作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并围绕重点问题和努力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如果泛泛而论，在政策中过多挟带这也重要、那也重要，这也要做、那也要做的要求，把重点湮没在全面之中，落实起来，真正想解决的问题和实现的目标就可能要打折扣。

1971年夏视察南方时，毛主席又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四面出击、多端寡要、没有重点，是不好的需要纠正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从毛主席自己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来看，他确实习惯于集中一段时间抓必须做的和看准了的关键大事和急要之务，而且抓住不放，抓得很细。需要下面贯彻执行的就反复谈话，沟通思想，达成共识，即使下面已经执行了，他还常常转发材料，推广典型，以使大家加深对此急要之务的认识并交流贯彻执行的经验。这种做法，有利于把问题搞透，把工作做深，把事情办好。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有不少“只唱一出《香山记》”的工作实例。1950年秋天到1951年，他的工作重心是决策指挥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春，为了筹备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远离北京，到杭州专注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1955年9月至12月，他做的一件主要事情是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看了大量材料，写了一百多篇按语，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1956年春，为了掌握社会主义建设带规律性的问题，他用43天的时间，连续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及国家计委的工作汇报，随后发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对待日常工作，他也主张分清主次，突出重点。以阅看文件这种领导干部每天都要碰到的事情为例，1973年，他要求一位担负领导职务的同志多读书，对方回答说文件太多，没有时间。毛泽东就讲：

文件要分主次，看主要的，无关重要的、与你毫无关系的你就跟着别人画圈好了。其实很多文件，本来是来自下面的第一手材料，很值得一看。可是到了上面已经经过几道关口的修饰了，面目全非，也就没有太大意思了。有的文件，头几页你就别看，没意思，就看中间是什么内容就行了。要是让你批，让你拿主意的文件，就要认真对待了。总而言之，忙中偷闲，科学安排，是能挤出时间看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