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华：学习毛主席卓越的领导艺术（3）

二、必须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管理就是管人，而人的行动是思想支配的，管住思想才能管住人，改造思想才能改变行动。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这是团结大家一道做好工作的中心环节，否则一切任务都是不能完成的，在集体领导体制中这一点更重要。

毛主席在延安时，虽已明确了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但错误思想路线和主张的挑战依然存在，从苏联回来的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与毛主席分庭抗礼，后来共产国际表态支持毛主席，但他还是不服气，发展到当面与毛主席争论，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领导层中也有一些同志认为王明正确。为什么？按照毛主席的说法，遵义会议前他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中央领导层）仍是过去选出的，这个矛盾已经忍耐多年了。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毛主席要求不忙着解决这个问题，不忙着调整领导班子，而是先从弄清是非、解决思想问题入手。

一是带头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在延安时期，他发愤读书写作，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写下了大量理论著作，在《毛泽东选集》四卷中那时写的占76%还要多，《毛泽东军事文集》六卷中那时写的占60%。这些著述形成一个科学思想体系，把中国革命基本模样说的清晰起来。

二是号召改造学习方法和制度。废除那种只知道生吞活剥地谈外国，理论和实际分离的学习方法，要求树立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学风，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

三是开展普遍的整风学习运动。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着力解决的问题有六个：

首先是改造思想方法。中央专门成立思想方法学习小组，还成立调查研究局，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核心是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倡导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研究矛盾特殊性，抓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等。

其二是认清路线是非。通过研究亲身经历的历史，看谁的路线是对的，谁的路线是错的，这一看就很明白了，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开始检查了。

其三是明确纲领目标。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清楚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一下子讲清了与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区别，讲清共产党政治主张的先进性，使大家明确目标方向，知道自己要走到哪里去了。

其四是掌握战略策略。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在敌伪顽友的夹缝中生存，提出持久战、全面抗战和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统一了军事战略思想。

其五是端正文化方向。大量知识分子进入革命部队后，带来一些小资产阶级思想，牢骚怪话和自由主义多，看不起工农群众，鲜明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要求大家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让工农兵当“韩荆州”。

其六是建设强大组织。在深入的学习整风中，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贯彻“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达到团结的目的，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着重追究个人责任，而着重分析其犯错误的环境和原因，以达到把错误除掉、把人留下两个目的，最后达到全党高度团结和统一的目的。

思想问题有效解决了，后来调整班子就水到渠成了，大家一致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书记处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目标、方向、标准、策略及办法等都明确了，领导事业就顺利多了。当时大家对毛主席是心悦诚服、一致拥戴的。

陈云说，过去只是认为毛主席在军事上很行，他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了解到他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

曾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任弼时说，过去认为毛主席讲反对本本主义、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轻视理论”，阅读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看到他处理国共关系、领导整风运动对各种政策的把握，对毛主席则完全是爱戴佩服。

朱德说，毛主席是一个有魅力、有能力、遇到问题总能想出办法的人，照他的办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

周恩来说，自己做了20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对毛主席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的信服。

比毛主席更老的革命家吴玉章说，《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主席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

连一向攻击共产党没有自己理论的反动文人叶青也说，自从读了《新民主主义论》，从此把毛泽东作共产党的理论家看待了。

当时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奔集到新民主主义的大旗下来了，看电影《云水谣》就有这样的情节。可见，领导班子和组织的成熟统一，要靠思想理论建设，要着力解决思想问题。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领导者思想理论修养的要求，你真要在高层次上征服精英，那就要有高人一筹的见地，小的叫主意和见解，大的叫理论和主义。

毛主席年轻时曾说：“主义就是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有时只会做事还不行，还要会讲理，要有把理说透讲清的本事。中央初到延安时，曾流行这样的顺口溜：

“毛泽东的实际，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周恩来的人才。”

这样的说法未必准确，却反映出人们推崇毛泽东的实践之功，不认为他是理论权威。如果不能在理论上、战略上说出道道来，便不大能够服人。陈独秀、王明、博古乃至张闻天等，在中共早期领导层中是以理论出名的。土生土长的毛泽东虽然善于做事情，但在引用马列理论和词句上确实比不上他们，而做的事情又常常与他们照搬的马列词句不合。博古派人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大会，在报告国内情况时说，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当时扣在毛主席头上的帽子，名称就是“狭隘经验主义”和“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等毛主席拿出独到的思想理论体系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再也没有人敢说他没有理论，再也没有人能对他进行挑战了，而且大都心悦诚服的团结在他的旗帜下，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步调一致地去争取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