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华：学习毛主席卓越的领导艺术（8）

七、干部团队的和而不同

无论集体领导还是个人领导，一个团队达到一定规模，必然是一个集体在领导，而这个集体中的成员，必然也是形形色色、特点各异。怎样建设一个科学、和谐、高效的领导集体呢？毛主席有独到的认识和理解。

1938年三四月间，毛主席曾在抗大反复讲述阐发几句话，就是他制定的抗大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还用《西游记》里唐僧师徒的不同个性，作了一段很有趣的评论。他说：

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不怕艰苦，七绝山臭稀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悟空很灵活、很机智，但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

他这是对抗大学员的学习要求，是对干部素质的要求，从中也揭示出一个大道理：干事业的团队，必须有多样化的人才组合。你看唐僧师徒，加上那匹小龙马，各有优缺点，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本领各异，打鬼降妖的战术主张常常吵架，但最终还是同心同德地克服困难，各显神通成就了西天取经事业。这实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团队，用今天的哲学用语，应该叫“多样化的统一”；用古代哲学用语，就是“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聚集不同的事物，结为一种对立统一体，在这种统一体中不同事物互为对立面，通过彼此相伴、竞争和比较，发挥各自的优势，互相取长补短，不断达到新的平衡，形成新的统一，这就是“和”，这样才能产生新事物。如果是相同的事物简单相加，“和”倒是和了，却不能产生新事物，事物的发展也就停滞不前了。古人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就是这个意思。孔子把它用在人格上面，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就是希望共处于一个群体中的人，相互之间不能人云亦云，要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主张，要承认不同的个性才具。

对干大事的干部团队来说，和而不同是一种最佳组合方式，使用和依靠各具才性的人物，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优势互补，孕育出朝气蓬勃的创造力，形成克敌制胜的战斗力。

干部团队的“和而不同”，首先是人才来源的多样化。但凡要做一件大事，复杂的事，长远的事，起事者开始时总是少数，或如星星之火散于各处，不通声气。但渐渐地，便汇聚在一面旗帜之下，成燎原之势。《水浒传》里梁山泊根据地开创者王伦，器量格局狭小，是不愿或不敢主张“和而不同”的，于是丢了性命。宋江与他不同，呼朋引类，各路英雄齐聚梁山，闹出一番红火局面。所以毛主席说：

《水浒传》要当一部政治书看。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很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聚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

和而不同要“统帅得好”，就是统一的“和”。聚集在一起的干部团队，有的是为“事”而来，愿意干那项事业；有的是为“人”而来，相信并追随核心人物；有的是为“路”而来，即寻找自己的出路。这些“不同”，使团队总是面临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如何增强凝聚力，特别是有共同经历和缘由的人在团队里形成“山头”的时候，怎样让团队真正“和”起来。

按毛泽东在七大时的说法，是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但要反对山头主义。用好的干部政策把各个方面的人才团结起来，是事业之幸，反之则成事业之危。毛泽东曾解释汇聚梁山的各路英雄之所以被“统帅得好”，是因为有饭大家吃，有敌人一起打，内部的政治工作做得相当好。让团队“和”起来，当然还要靠其他许多办法，诸如信念问题、纪律问题。要强调的是，在一个干部团队里，只有真正的“和”，“不同”才是有价值的，是一种求大同、存小异的境界。我们说成熟的团队应该是“和而不同”的团队，指的是其成员志同道合、命运相关，为了同一个目标或围绕同一个事件相互砥砺、配合、补充，不仅使自己的人格才具在这种映照中更显异采，也使群体行为获得更大的成就。

和而不同的干部团队，还表现为性格才具的多样化。也就是说，干部团队中的每个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对团队的核心人物来说，要承认这种现实，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按一种尺寸来改造和使用。梁山的事业之所以干得轰轰烈烈，就在于大才大用，小才小用，通才通用，偏才偏用。毛主席读《水浒传》，便常常体会其人物各具特色的性格才具而予以发挥。例如，

他说：“不要学李逵粗野。李逵是我们路线的人，……缺点是好杀人，不讲策略，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总之，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

他称赞石秀的拼命精神，说：“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

对于武松，他说：“在敌人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弱。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

毛泽东认为：“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下来。”

毛泽东甚至还注意到，梁山英雄中也有做特务工作的。他说：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108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在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一个酒店，专门打听消息，然后报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拿了回来。

毛泽东对梁山英雄的这些不同特点的体会，说明干部团队只有实现了“和”，“不同”的个性才具，总是会派上用场的。

历史上大凡干出大事的政治集团，也从来都拥有“和而不同”的人才结构。汉初将相有“三杰”之称，刘邦说他所以得了天下，主要靠了三个人，即指挥千军万马、拔寨攻城的韩信，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张良，安抚百姓、筹运粮草的萧何。“三个人”，其实是指“三类人”，韩信、张良、萧何不过是这“三类人”各自的杰出代表。有了这“三类人”，何愁天下打不下来。总之，“三杰”体现的，就是“和而不同”的人才结构造就的历史效应。这里的“和”，就是都为刘邦所用；这里的“不同”，就是三杰之间不可替代的才具贡献。

设想，如果反过来是“同而不和”会是怎样呢？刘邦手下若尽是韩信，他那个仗，是无法打下去的，首先是没有根据地的依托，没有后勤保障，再就是没有人为他纵观大局，制定战略，操办外交，弄不好韩信们还会各自争功显能、相互拆台呢。反过来，如果都是些萧何、张良，没有前线指挥官的实施，恐怕有再多的粮草和计谋也无济无事。假若这“三杰”不归附刘邦而各立山头单干又如何呢？显然，没有“和”，能力再大也是单项突出，在综合较量的历史舞台上，恐怕早为项羽各个击破，连施展才干的机会都没有。

再说唐太宗。他搞出“贞观之治”，根本上也是得益于“和而不同”的济济人才。贞观十七年他让人图画于凌烟阁上的24位功臣，便可分为四类来源：以萧为代表的高祖李渊的旧部、以房玄龄为代表的李世民做秦王时的亲信、以魏征为代表的归顺之士、以马周为代表的新进寒门才杰。在李世民的领导下，他们各尽其能，各司其职，组成了创建唐王朝、成就贞观盛世的干部集团。在这个干部集团中，各自的短长也非常明显，全赖为首的唐太宗，有着罕见的包容胸襟和知人用人的智慧。

贞观十八年八月，也就是唐太宗命图画24位功臣于凌烟阁的第二年，他对一些大臣的优缺点，一一作了评点。他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于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持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泊“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贞，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总之，都有毛病，有的毛病还不算小。但唐太宗却包容了，关键是唐太宗善于对他们扬长避短，发挥每个人的特长，诚如他自己所说的“用人如用器，用其所长”。

可见，所谓“贞观之治”，显然是同这些挟带优缺点的“和而不同”的人才群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唐太宗包容“不同”、“和”而用之的政治智慧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唐太宗是因其雄才大略方能使用“和而不同”的干部集团的，也可以说是因为他善于使用“和而不同”的干部集团而成其雄才大略的。

毛主席的用人智慧更是无与伦比。红军时期，井冈山有四支部队：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平江起义和当地王佐、袁文才的部队；到达陕北后，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加上刘志丹的陕北红军，徐海东的红25军。抗战时期，就是八路军115、120、129师、新四军、东江纵队、东北抗联等。解放战争时期就是西北（彭德怀一野）、华中（刘邓二野）、华东（陈粟三野）、东北（林罗四野）、华北（聂荣臻），还有白区地下党。党内早期有苏联留学生、欧洲留学生、本土成长的军队地方干部。还有地域区别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陕北等。战争年代各拉山头起家，最后统一起来，天下归心，当时的干部说毛泽东是最公道的。从建国初期领导核心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林彪、邓小平，军队的十大元帅等都有不同的经历、背景和出身，在共同的信仰和旗帜下，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建国后的一些斗争，下面一些人相互有意见斗来斗去，毛主席是最主持公道的。

总之，有战斗力能成事的干部团队，不怕来源不同有“山头”，关键是领军人物是否有凝聚力，并善于统帅；不怕各种人才有缺点，有小算盘，关键是领导人物要心里有数并善用各人之长；不怕各种人才之间意见纷呈、主张分歧，只要领军人物善采纳，有决断。看来，创造“和而不同”的人才局面，关键在于干部团队中的领军人物，或者说核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