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鸿章等受贿问题（3）

我答应赠给他们各一份厚礼：给李鸿章五十万卢布；给张荫桓二十五万卢布。这是我在同中国人的谈判中唯一的一次对他们行贿。

对维特这种说法，可能的解释是，在所有关于他行贿李鸿章的传言中，只有这一次是“唯一”真实的。维特在这里说的就是1898年为了达到迫使清政府向俄国借款的目的，对李鸿章进行的那次富有成效的行贿。由于它的真实性，以至俄国家档案馆中关于这次行贿的文件也就最具体、最翔实。其中还包括俄人行贿清朝重臣张荫桓、翁同稣的有关文件。这些文件属苏俄外交部秘密档案，均存于俄国家档案库第二部。现择要摘录若干。

1898年1月9日（俄历），由彼得堡发至北京并附有沙皇尼古拉二世用蓝铅笔签字“同意”的《秘密计划草案致七等文官巴夫洛夫》的电报称：

由璞科第的电报得悉英人在成立借款时允给大臣重大贿赂。

因此皇上准您和璞科第一起在华俄道胜银行存款中拨出百万卢布，作为对中国大臣秘密送礼之用，如您斟酌当地情形认为要成立对俄借款是必要的话。

回头看来，这一百万卢布是按各五十万卢布分两次使用的：一次用于俄国与清国进行的租借旅顺港的谈判，李鸿章确实得到了这笔贿款；另一次是利用《辛丑和约》促使俄对东三省的占领合法化，李鸿章没有得到这笔贿款。

1898年1月12日（俄历）《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称：

昨晚极秘密地将李鸿章请来我处，通过璞科第告他，如果和我国成立借款——一俟签订契约及宣言——当酬他五十万两，作为他在办理此事时必需的秘密开支，李鸿章同意遏力协助；假使我国能按十足数借款，他保证大致可以成功。今天在总理衙门内已确使李鸿章与翁同稣显然转到有利我国的方面。

1898年1月15日（俄历）《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称：

昨日与璞科第一起和张荫桓秘密会面，答应他银二十万两，条件与李鸿章相同。张荫桓保证说，我们在此事及以后的事件上可以完全信任他。户部尚书翁同稣拒绝秘密会面，他怕引起怀疑，因为他与外国人根本没有私人来往；可是他秘密与李交涉，与李分润。

当日（俄历1月15日），尼古拉二世在这份电报原稿上批示：“无论如何，我仍然很希望我们对中国的借款能够成功。”2月12日（俄历），在电报的副本上，维特批示：“致我国代办的训令我已知悉。给他协助，如果为送礼需要支出，可和代办商议办理此事。”

1898年3月9日（俄历），维特在有他签名的《财政大臣致北京七等文官璞科第电文副本》中指示：

您的委托代理人最好在三月十五日以前携带必需的款项到达旅顺口，因为他可使当地有关当局及人物为我国服务，另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的登陆。盼与巴夫洛夫商议后电复。

1898年3月9日（俄历），由璞科第签名的《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码急件》称：

今天我得到代办的同意，和李鸿章及张荫桓作机密谈话，允许他们，假使旅顺口及大连湾问题在我们指定期间办妥，并不需要我方的非常措施时，当酬他们银五十万两。两位大臣均申诉自己的地位非常艰难并述及官吏阶级愤激心情。向皇帝上了无数申请书，勿对我国要求让步。明天两位大臣都将向皇帝作报告。中国驻伦敦公使电总理衙门称：英国外交部对其声明，英国对我国的要求甚不表同情。

同一天（3月9日（俄历）），发自北京的第三号《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确认了当天璞科第电文内容属实，称：

与璞科第一起极秘密地允许李鸿章及张荫桓，如协议能不迟于三月十五日签字，而我方也不必采取紧急措施时，则各酬银五十万两。

1898年3月12日（俄历），《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称：

三月九日电的补充。

允许的报酬起了应有的作用。李鸿章与张荫桓显然已使其他大臣及亲王等对此发生兴趣。希望在三月十五日签订条约以后即迅速支付所允款项。请将此事命令璞科第。

1898年3月13日（俄历），由财政大臣维特签署的《财政大臣致北京七等文官璞科第密码电副本》指示：

当事情顺利办妥时，依照你三月九日电，可付款百万两。此外，我更拨您五十万两作同一事件必需的其他支付。此宗款项可与巴夫洛夫商议后开支，如果间容许，可先征求我的同意。

1898年3月15日（俄历），《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称：

对旅顺口及大连当局送礼及补助金共需二十五万至三十万两，请给璞科第以适当命令。

此前一天（俄历3月14日），由璞科第签署的《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码电》称：

五十万两款项中，在旅顺口及大连湾送礼用的支出需二十五万两至三十万两，此事业已与代办取得协议，特向您请示。请立即电复，俾便遵照行动。

有钱真的能使鬼推磨。1898年3月27日（俄历3月15日），中国按俄国指定的期限，由李鸿章与俄国驻华代办在北京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5月30日，该条约在彼得堡交换批准。

1898年3月16日（俄历），维特在《财政大臣致北京七等文官璞科第电》指示：

在旅顺口及大连湾的支付可依您在三月十四日电办理。

1898年3月16日（俄历）由璞科第签署的《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码电》称：

今天我付给李鸿章五十万两（按北京习惯所用市平银重量），计值四十八万六千五百万两（按银行所用公砝两重量折算）；李鸿章甚为满意，嘱我对您深致谢意。同时我当电告罗启泰。我没有机会将款交给张荫桓，因为他非常小心。

1898年3月17日（俄历）《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对3月16日璞科第文件内容作了确证，称：

十分密秘

允付李鸿章的五十万两昨天已照付。

事后，维特在回忆录中对他这段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流氓手段在中国推行俄国战略目的行径并无悔意，他不无得意地写道：

当时的情况是：皇帝陛下不会让步，如果缔结不成关于将关东州租给我们的条约，那么我们的部队就要登陆；要是对方抵抗，就会发生流血事件。这时，我插手此事了：我打电报给财政部的代表波科季洛夫（后任驻北京公使），请他去见李鸿章和另一名官员张荫桓，以我的名义劝告他们施加影响，使我们提出的协定被中方接受，同时我答应赠给他们各一份厚礼；给李鸿章五十万卢布；给张荫桓二十五万卢布。这是我在同中国人的谈判中唯一的一次对他们行贿。

这两名官员看到，把关东州租给我们已势在必行，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船只满载官兵，已整装待发。于是他们决定去见太后，说服她允许签署俄国的方案。

经过长时间的说服，太后让步了。我是从波科季洛夫发来的电报中得知此事的。电报说，协定即将签署。我将此电报禀奏皇上，由于陛下不知道我采取的办法，所以他在我的奏章上批道：“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于是我向皇上解释说，由于我的坚持，中国政府已经同意签署协定，这是我们的代办足足磨了几个星期才达到的目的。皇帝陛下十分喜悦，在电报上批道：“事情如此顺利，甚至难以置信。”

协定于1898年3月15日签署，中方代表是李鸿章和张荫桓；我方代表是我的代办。

令俄国人出乎意料地是，1898年9月7日，刚拿到俄国五十万两贿银的李鸿章突然被免除总署大臣职务。1900年8月18日，俄国驻北京财政代表给财政大臣维特的电报说：“我们很不愿意李鸿章不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