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开展红色教育 继承革命文化——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2）

周恩来

不惧危险出席亚非会议

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是历史上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第一次由亚非独立国家自己召开的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新中国应邀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政府代表团出席，然而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的过程却并不顺利，甚至充满了凶险。

中国代表团面临的情况是极端复杂的。当时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有22个国家没有同新中国建交，甚至不曾同新中国有过来往，有些国家还和国民党集团保持着外交关系。由于各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观点有很大差别，其中不少国家对新中国缺乏了解，心存戒备；一些国家受到美国的影响对中国抱着敌视态度；甚至还有某些外来势力对参会国家进行挑拨，妄图挑起纷争，破坏会议进展。这样的形势对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来讲无疑是极大的挑战。

更为凶险的是由国民党特务直接策划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当时中国民航还没有远程飞机，新中国政府向印度航空公司租用了克什米尔公主号，拟用来载送代表团从北京经香港飞往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参加亚非会议。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停留期间，当时正在昆明的代表团得到可靠情报，国民党特务阴谋在飞机上放置爆炸物。获悉该情报后，外交部立刻约见英国驻华代表处通报有关情况（万隆会议1955年召开，那时香港还没有回归），并要他们转告香港当局注意采取安全措施。与此同时，代表团决定兵分两路，向印度多租用一架飞机。一路由周恩来率队，先从昆明前往缅甸仰光，与一些国家元首会谈之后再飞赴印尼；另一路按照原定计划，由代表团的部分成员和记者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直飞印尼。但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由于香港当局对机场地勤人员没有检查和监督，国民党驻香港特务机关成功收买了启德机场的检修人员,并在克什米尔公主号机翼下放置了定时炸弹。飞机飞离香港五小时后爆炸，代表团的部分工作人员与其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

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震惊和强烈谴责，消息很快传到中国代表团的另一队人马中。大家纷纷劝说时任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形势凶险，总理就不要以身犯险了”。然而周恩来断然表示：“这要从政治上考虑。我怎么能不去？我若不去，岂不是中了蒋介石的诡计！外交斗争是文仗，是有风险的。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4月14日，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率代表团踏上飞往印尼的航程。在仰光停留期间，他同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埃及总理纳赛尔举行了会晤。4月16日，周恩来抵达雅加达，如期出席会议，他的出席出乎很多国际人士的预料，也因此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由衷钦佩。然而，国民党特务机构并没有就此罢休，又策划在万隆会议期间对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进行暗杀。就在代表团到达万隆的前一天，一个署名为“反省过来的暗杀队员”的人写信给中国驻印尼使馆，称3月10日，台湾当局收买了28个流亡印尼的原国民党中下级军官，组成“敢死暗杀团”，要杀害周恩来。当时担任使馆参赞的陈叔亮回忆道：“其中的一个人给我们代表团写了信，说：暗杀队使用无声手枪、匕首等凶器进行谋杀活动。暗杀一名代表团成员给二十万盾（印尼币），暗杀总理另加四十万盾。他在信中讲：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忍心谋害周恩来。”周恩来得到消息后，一方面要求使馆和代表团提高警惕，另一方面按计划出席亚非会议的各项议程。最终，亚非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会议提出处理国际关系的五项原则，推动了国际关系史的发展进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召开所做的杰出贡献亦被永久载入史册。

面对复杂险恶的局面，周恩来所具有的“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沉着精神；纵横捭阖、巧于周旋的杰出外交才能和为完成使命不顾个人安危的英勇气概，已然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光辉一页为人们所铭记。

心底无私天地宽

周恩来被老百姓亲切的称为“人民的好总理”，他以春蚕吐丝的精神兢兢业业的忘我工作，正如邓小平总结的那样“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

1966年3月8日凌晨5时29分，河北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得知消息后周恩来乘直升机迅速赶往震区，冒着余震危险检查灾情，看望受灾群众，指导救灾工作。一直忙碌到夜里，他才在邢台部队的营房里与战士们一起吃了一点烙饼和煮白菜。周恩来始终勤勤恳恳、夜以继日的工作，甚至在他晚年重病缠身之后也依然如此。1975年3月，周恩来在医院准备接受手术治疗前的20天时间内，曾先后会见了赞比亚、斯里兰卡等国的政要或政府代表团，同时还在3月15日主持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此外还处理了许多日常政务。周恩来以重病之躯在手术前保证了政府工作的正常运转。

周恩来对工作如此投入认真，对自己和亲属却非常严格，不图一点私利，不搞一点特殊。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长期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住就是25年。这是座老平房，赶上阴天下雨又湿又暗，有关部门多次请示他进行维修，他都没有同意。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他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他回京发现后，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旧窗帘等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

1961年春节前夕，周恩来家乡淮安县人民为表达敬意托人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寄了一些藕粉、莲子和几件小工艺品，因对方是托人送来的，所以不便拒绝。周恩来收到后，立即指示办公室给淮安县委书记写信指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淮安县委的做法是不好的；并以超出土特产的价格，寄给淮安县委100元钱。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周恩来对个人在物质方面的严格要求，在一些人看来几乎不合情理，但在他自己看来却极为自然，一切都因为他是个真正无私的人。

李先念在周恩来诞辰90周年之际撰文道：“林则徐有幅自勉的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用在周恩来同志身上，虽不完全，但可以代表他的主要特点。周恩来同志胸如海洋，容量极大。他坚持原則立场，则如千仞高山。而所以能如此，因为他胸中沒有私心，只有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只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像周恩来这样心底无私、一心为公的纯粹的共产党人，党的队伍才能越来越壮大，党的事业才能过了一山再登一峰，不断迎来新的前景。

临事而惧，戒慎恐惧

1962年5月11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

“戒慎恐惧”语出《礼记·中庸》里的“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指的是君子在自己看不见、听不到的地方也要心存敬畏之心。这段话中周恩来引用古语是想用以解释“临事而惧”的含义，即他本人常说的“办事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必须戒骄戒躁”。周恩来所看重的“戒慎恐惧”，也就是一种时时处处警戒自己要谨慎、稳妥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

周恩来主张临事而惧、戒慎恐惧的工作态度，在其领导实践中能够得到充分体现：一是尊重客观规律，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的；二是有强烈的责任心。他曾说：“任何经济建设总会有些未被认识的规律和未被认识的领域，这就是恩格斯说的，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再比如他说过的“黄河的许多规律还没有被完全认识，这一点要承认。”“现在我们应该更冷静地看问题。我们对新的发展，总的规模，还没有完全摸清楚，要承认自己不行”。种种言论中都包含着“忧虑”和“不安”，足见“戒慎恐惧”的态度时刻影响、伴随着他。

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对他的一生曾做过这样的总结：“他一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许多功勋，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经常检讨自己。他的功劳越大，越是虚怀若谷，地位越高，越是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兢兢业业，戒慎恐惧。”就像他的妻子对他的评价那样，周恩来一生功勋卓著，但从不以功自显，一生都保持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认真、负责、谦虚谨慎做人做事的态度，他的优良作风和崇高品格为共产党人树立了一座精神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