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1】王岗：概说北京文脉

北京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从七十万年前周口店的人类活动遗迹，到三千多年前燕国建城的遗址，再到金朝扩建中都城、元朝创建大都城，此后历明清而迄于今，文化脉络传承不绝。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轨迹给北京留下了极为丰厚的文化遗产，印证了中华儿女创造的极其辉煌的人类文明。但是，北京的文脉是什么，又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迄今为止尚无定论。笔者在几十年研究北京历史文化的基础上略有体会，释为概说。

从三大文化带建设谈起

目前，在北京文化界掀起一股热潮，即对三大文化带建设的研究和宣传热潮。这三大文化带是长城文化带、运河文化带、西山文化带。这三大文化带与北京文脉又是什么关系呢？应该怎样认识、把握和评价这种关系呢？

就长城文化带而言，东起山海关（古称渝关或榆关），西到嘉峪关，绵延万里都是长城文化带。在北京地区的居庸关，古代为最重要的九关之一，而古北口尚不在九关之列。今天的居庸关及八达岭之所以闻名于世，是与北京的首都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可见，长城文化只是北京文化的一个分支。这条长城文化带形成于秦汉时期，当时的北京只是长城沿线的一座军事重镇。

就运河文化带而言也是如此，南起杭州，北到通州，绵延数千里的京杭大运河两岸，都是运河文化带。在许多运河流经的地方，如扬州、淮安、临清等地，运河文化已经成为这些城镇的文化主脉。而在北京地区众多的文化元素中，运河文化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支。运河文化带形成于隋唐时期，当时的北京，仍然只是运河北端的一座军事重镇。

就西山文化带而言，确实是北京行政区域内的特色文化之一。它的形成晚于长城文化带和运河文化带，应该是在金朝扩建中都城之后，这里的文化内涵才日渐丰富起来。它的发展兴盛期应该是在明清时期，而发展的最高峰则是清朝皇家的三山五园建设时期。这时的北京，已经成为都城很多年了。西山文化是北京文化的一个分支，与长城文化和运河文化相比，它与北京主流文化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在北京市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7项名胜古迹之中，三大文化带占了4项，除长城、运河两项外，西山文化带占了颐和园及周口店猿人遗址两项。由此可见，这三大文化带的文化价值是十分珍贵的。但是，这同样不能证明它们就代表了北京的历史发展主脉，即北京文脉。什么才是北京文脉呢？北京文脉不仅是北京历史文化发展的主脉，而且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主脉。

北京历史文脉溯源

北京历史文脉有两个源头：一个是远脉之源，一个是近脉之源。远脉之源可追溯到五千年前的黄帝文明，近脉之源则可上溯到元代的大都文化。

在诸多古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黄帝的记载都认可一个事实：黄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而有关黄帝的遗迹（如黄帝陵等），也遍布全国各地。通过诸多历史文献的记载，有若干事件与北京直接相关。其一，炎黄之间的阪泉之战。这一战事见诸各种历史文献，而迄今为止，以阪泉作为地名的，只有北京延庆区的阪泉村。该村位于怀来盆地边缘，与此后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的涿鹿，地势相近，应该与炎黄之战后，黄帝进一步向中原地区挺进有直接关系。

其二，周武王在伐商纣王之后分封黄帝后裔（一说尧帝后裔）于蓟。蓟指蓟城及其周边地区，即今北京一带。这次分封，目的十分明确，为周武王追思三皇五帝之功绩而分封其后裔于各地，实际上是为了“兴灭国，继绝世”。由此可见，黄帝的后裔一直生活在蓟城一带，势力衰微之时，经过周朝的扶持，才又复兴起来。由此上推，当年黄帝的势力正是从这里崛起，走向全国，而他的子孙则一直留在这里。

其三，黄帝陵，又称轩辕台。唐代有两位著名诗人的诗作都提到轩辕台：一位是陈子昂，另一位是李白。陈子昂作有《蓟丘览古》诗七首，其中第一首即为《轩辕台》，诗曰：“北登蓟丘望，求古轩辕台。应龙已不见，牧马空黄埃。尚想广成子，遗迹白云隈。”（《陈拾遗集》卷二《杂诗》）在陈子昂看来，轩辕台是在幽州。李白作有《北风行》诗一首，其中有诗句曰：“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李太白文集》卷二《歌诗》）很明确地指出轩辕台的位置是在燕山。此处燕山是泛指燕地之山。由此可见，唐代的一些诗人皆认为黄帝陵（即轩辕台）是在今天的北京地区。

综上所述，从五千多年前黄帝与炎帝之间的阪泉之战，到三千多年前周武王分封黄帝后裔到蓟，再到一千多年前唐代诗人笔下的轩辕台，黄帝一脉的文化一直在北京地区延续着。因此，笔者认为作为中华文化始源的黄帝文化产生于此，发展于此，并弘扬到了全国各地。因此，北京文脉的远源始自黄帝文化。

谈到北京文脉的近源，必须把北京文化与中华文化联系在一起，才能够说清楚。因为黄帝文化曾经是中华文化的主脉，故而也才能够将其视为北京文脉的远源。而北京文脉的近源则是从元代开始形成的。为此，有必要对北京文化的发展历程略加梳理。

黄帝文化的辉煌时期远在夏商周三代之前，换言之，到了夏商周时期，北京地区已经不再是中华文化辉煌的中心。从夏代和商代开始，中华文化的活动中心已经迁移到了中原地区，故而夏、商诸帝皆把统治中心设在中原地区。到了周代，武王灭商之后，开始形成西都镐京（今陕西西安）、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并立的政治体制，也就同时形成了覆盖全国的两大文化中心。此时的蓟城，自然也就失去了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

在先秦时期，特别是自周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一次大飞跃，形成了诸子并立、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尤以儒家和墨家被称为显学。此后，儒家的发展越来越兴盛，遂居于中华文化的首位，占据中国思想文化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先秦时期又是中国区域文化形成和不断发展的时期，逐渐形成了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秦晋文化及中州文化等各个地域的特色文化。

在这时的北京地区形成的燕赵文化，带有与其他地域文化完全不同的特色，其一是具有浓厚的“侠义”尚武特征，其二是具有浓厚的“神仙”方士特征。而这两个特征与儒、墨显学的文化特征差异很大。因此，在中华文化的整体脉络中只能处于支流的状态，很难融入主流中去。

自秦汉至隋唐时期，北京（时称幽州）作为北方军事重镇，远离全国的文化中心，却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一方面，因为燕赵文化的影响还没有消失，故而崇尚侠义的文化特征仍然较为明显；另一方面，这时的幽州蓟城的定位主要是一统王朝的北方军事重镇，军人及其家属在城市居民中占有很大比例，故而形成了另一种独具特色的边塞文化。这时的幽州文化也只能是中华文化中的一个分支流派。

唐朝的灭亡，带来全国政局的分裂割据。而在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和奚族迅速崛起，辽太宗利用中原地区各藩镇之间的争斗从石敬瑭手中得到燕云十六州，北京地区遂划入少数民族政权的版图，史称辽南京。契丹统治者适应的是游牧生活，制定了五京之制，其中的辽南京，是五京之中文化发展最为繁荣的都城。但是，与大致同时建立的北宋相比，在文化的整体发展上还是有着较为明显的差距。就当时的全国文化发展状况而言，北宋是主流，而辽朝、西夏等则是支流。后来女真族崛起，迅速攻灭辽朝及北宋，与南宋沿江淮一线对峙，金海陵王迁都燕京，号金中都。 这时的金朝，文化发展已经臻于极盛，然而与南宋相比，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 换言之，这时的金朝、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与南宋相比，在文化上仍然处于支流的状况，南宋文化才是中华文化的主流。

到了元代，这种情况发生质的变化。元世祖忽必烈在北京（时称大都）建造新都城后不久，攻灭南宋，统一天下。这时的元大都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金朝、西夏、吐蕃等各个割据政权的都城均消失了，各个原来文化中心的不同文化皆汇聚到大都城来了，因此在这里形成了一种新的主流文化——京师文化。这个在元大都形成的京师文化才是今天北京文脉的近源。

北京文脉的核心内容

在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朝代都有一整套治理国家的办法，又称为“国策”。这个治国策略从黄帝时代就开始形成，并一直延续下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德政”或“仁政”。与之相配套的，则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完整模式。对于这套模式，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各有各的解释，各有各的实践方式，但是，最后由儒家集其大成，并且不断发展完善，遂凌驾于百家之上，成为最终的统治思想。

元朝作为第一个由少数民族领袖建立的统一王朝，经历了从蒙古国向元朝的发展变化，到忽必烈建立元大都城之后，这个发展变化告一段落。而这个发展变化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把宋儒的理学确定为官学。也就是说，作为元朝统治思想的是宋儒理学，而宋儒理学便成为了元代京师文化的核心内容。

在北京成为全国统治中心之前，周秦和汉唐时期的长安、洛阳，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临安（今浙江杭州）所产生的京师文化，都曾经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北京虽然历经不同朝代的变更，从边塞重镇到陪都和割据政权首都，这里的文化始终只是中华文化中的支流文化。而当北京成为全国统治中心之后，这里的京师文化才开始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

在此后的明清时期，北京一直作为全国的统治中心，这里的京师文化也就一直保持着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再度成为首都，使得北京文化再次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