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国际组织与政党的民主实践初探（2）

二、第一国际时期的民主实践

(一)第一国际成立的过程

1848年革命失败后，欧洲工人运动暂时处于低潮。1849年，马克思、恩格斯先后转移到英国，马克思侨居伦敦，恩格斯回到曼彻斯特。这个时期，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悲观失望情绪，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认真总结了1848年革命的经验教训，坚信革命高潮必将来临。历史发展的进程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预见。1857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危机首先从美国开始，很快就波及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危机引起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涨。在英国，1859年伦敦建筑工人举行规模浩大的罢工，这次罢工坚持了一年以上，终于取得胜利。工人运动的高涨推动了工会运动的发展，英国原有的许多小工会开始合并为较大的工会。1860年成立的伦敦工联委员会，成为英国工会运动的领导中心。在法国，从60年代开始，工人运动又恢复起来。一些大城市先后建立了工人互助会或工人联合会。德国工人群众经过斗争，得到了成立工人组织的权利，1863年，在莱比锡召开了全国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1857年，在美国纽约成立了共产主义者俱乐部。1863年，美国建立了全国性的工人联合会。60年代，意大利、比利时、瑞士、西班牙等国的工人也陆续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开展了斗争。成立工人阶级的国际性组织已经成为必然。早在1862年8月，在伦敦就举行了一个“国际团结大会”，在这个大会上，英国和法国的工人阶级发出了要求彼此加强联系的呼声。恩格斯讲：“当欧洲工人阶级又强大到足以对统治阶级政权发动另一次进攻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⑹

为了把必然变成现实，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同1848年革命的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老盟员、法国布朗基派的领袖、英国宪章运动的左翼领导人等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对他们进行帮助，并通过他们去影响和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1864年9月28日，为了讨论支持波兰人民的问题，英、法、德、意和波兰的工人代表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大会。马克思以德国工人代表的身份应邀出席。会上，一致同意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当时简称国际(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后，才称为第一国际)。大会选出国际的领导机构——临时中央委员会(后改称总委员会)，马克思作为德国代表被选入总委员会，担任德国通讯书记。第一国际成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制定国际的纲领和章程。1864年10月5日，总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由九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成员中除马克思外，还有英国工联主义者、法国蒲鲁东主义者和意大利马志尼主义者的代表。在起草第一国际成立宣言和章程时，发生了根本的分歧，起草委员会对几个草案争论不休。最后，起草委员会决定交马克思修改。

(二)第一国际的民主实践

第一国际的民主实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自身的民主建设，一个是推动各国工人阶级进行不懈的民主斗争。

1．国际工人协会的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组织原则

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了《临时章程》，1866年9月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了该章程，并称之为《国际工人协会章程》。1871年9月伦敦代表大会进行了修改，称作《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梅林讲：“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和章程写得十分出色。后来最热心地破坏协会的巴枯宁也承认这一点。”⑺章程规定了协会的最高组织是总委员会，它由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各国工人组成。章程第三条规定：“每年召开由协会各支部选派代表组成的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宣布工人阶级共同的愿望，采取使国际协会顺利进行活动的必要办法，并任命协会的总委员会。”⑻总委员会由每年召开一次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代表大会规定总委员会的会址以及召开下次代表大会的时间与地点，它可以改变大会召开的地点，但无权推迟集会的时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民主设计，保证了大会的连续性。章程第四条规定：“每次代表大会规定下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代表按规定的时间在规定的地点集会，不再另行通知。总委员会有权在必要时改变集会地点，但无权推迟集会时间。代表大会每年确定总委员会驻在地，并选举总委员会委员。当选的总委员会有权增加新的委员。全协会代表大会在年会上听取总委员会关于一年来活动的公开报告。在紧急情况下，总委员会可以早于规定的一年期限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⑼总委员会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个国家的代表构成，体现了工人阶级民主的公平性。章程第五条规定：“总委员会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工人组成。总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为进行各种事务所必需的负责人员，如财务委员、总书记、各国通讯书记等。”⑽总委员会的有效活动是建立在各个国家工人阶级有自己的全国性组织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章程第七条要求：“既然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而国际总委员会活动的成效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同少数全国性的工人协会中心还是同许多细小而分散的地方性团体联系，所以，国际协会的会员应竭力使他们本国的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由全国性中央机关为代表的全国性组织。”⑾总委员会是沟通协会各国的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之间联系的国际机关，应使一国工人能经常了解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在一切适当场合，总委员会应主动向各国的全国性团体或地方性团体提出建议。为了加强联系，总委员会发表定期报告。章程还规定：每一个支部均有权任命一名与总委员会通讯的书记；每一个承认并维护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人，均可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每一支部应对接受的会员的品质纯洁负责。

总的来说，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不仅是民主的，而且体现了集中的思想。例如，总委员会的权限是十分广泛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展，直到有权封闭地方支部甚至是总支部，聘请或者开除总委员会的委员等。这些思想后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产生了积极作用。

2．致力于推动各国工人阶级争取普选权的民主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是一个伟大的杠杆，是一个可以通过为工人争取基本民主权利而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杠杆。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个杠杆为各国工人阶级争取自身的政治权利。19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掀起了大规模的选举改革运动。1865年1月，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科布登通过总委员会的总书记、英国工联领袖克里默邀请总委员会派代表出席其会议，希冀在选举改革中相互配合。1月31日，总委员会就是否派代表出席会议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马克思指出了两点：其一，参加这次改革运动是必要的，有积极意义。马克思认为，按其性质来说，选举改革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运动，但是，选举改革运动的胜利将会进一步扫清封建残余障碍，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创造有利的条件。同时，无产阶级通过这场运动可以进一步加强团结，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意识。因此，无产阶级应当积极参加这次选举改革运动，并把它引向深入。其二，在选举改革中，无产阶级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来行动，不能成为自由资产阶级的附庸。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提出和坚持自己的独立政治要求，即给年满21岁和在一定选区内居住6个月以上的所有男子以选举权的要求。这一普选权的要求，无产阶级应当独立地提出。1865年2月1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讲：总委员会“根据我的提议作出了如下决议：(1)派遣一个代表团作为普通的‘观察者’”；“(2)关于群众大会，如果第一，在他们的纲领中直接地、正式地提出男子选举权，第二，我们选派的代表加入常务委员会，从而可以监督这些家伙……”⑿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努力下，英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到1867年8月，英国议会通过了选举改革方案。法案规定：重新调整选区，取消四十六个“衰败选区”的议会席位，分配给新兴城市，空出的52个议席分给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大城市分别增加1个议席，伦敦增加4个议席，另有9个中等城市各获得1个议席；25个议席分给兰开夏、约克等郡；1个给予伦敦大学；2个给予苏格兰大学；其余5个给予苏格兰各郡。进一步降低了选举资格限制，扩大了选民范围。在城市中凡缴纳贫困救济金的房主和年缴纳十镑以上房租和居住期不少于一年的房客享有选举权；乡村居民凡每年有五镑以上收入的土地所有者和年付12镑地租的佃户均享有选举权。这次改革，使选举人数由135万增加到250万。这其中有一半是英国城市的工人阶级，从长远看，改革为工人政党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国际工人协会不仅支持了英国的选举改革运动，而且也支持了诸如德国、西班牙、法国等很多国家工人阶级争取普选权的斗争。1871年2月13日，恩格斯在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信中谈到了争取普选权的政治斗争的意义。恩格斯讲：“有产阶级，即土地贵族和资产者，使劳动人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这不仅靠他们的财富的力量，不仅靠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而且还靠国家的力量，靠军队、官僚和法庭。如果放弃在政治领域中同我们的敌人作斗争，那就是放弃了一种最有力的行动手段，特别是组织和宣传的手段。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在德国，组织成坚强政党的工人，派出六个代表参加所谓国民代表会；我们的朋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居然能在那里反对侵略战争，这比起我们多年来通过报刊和集会所进行的宣传，起了有力得多的、有利于国际宣传的作用。现在，在法国也刚刚选出了工人的代表，他们将在国民议会中大声宣布我们的原则。在英国最近的选举中，也将发生同样的情形。”⒀正如恩格斯所预见的那样，1874年两个矿工工会的领导人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和托马斯·伯特当选为英国议会下议院的议员，这是工会运动者第一次进入英国议会。

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会如此强调普选权对于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意义呢?恩格斯在1846年2月20日写给《北极星报》的关于德国状况的文章中早就作过回答：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限制使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者。恩格斯讲：“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他们一定得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之所以具有自由主义的外貌，原因就在于此。资产阶级消灭了国内各个现存等级之间一切旧的差别，取消了一切依靠专横而取得的特权和豁免权。他们不得不把选举原则当做统治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原则上承认平等；他们不得不解除君主制度下书报检查对报刊的束缚；他们为了摆脱在国内形成独立王国的特殊的法官阶层的束缚，不得不实行陪审制。就这一切而言，资产者真像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但是资产阶级实行这一切改良，只是为了用金钱的特权代替已往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这样，他们通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限制，使选举原则成为本阶级独有的财产。平等原则又由于被限制为仅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一笔勾消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这样，出版自由就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出版需要钱，需要购买出版物的人，而购买出版物的人也得要有钱。陪审制也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他们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只选‘有身份的人’做陪审员。”⒁无产阶级民主的发展就是要打破资产阶级的这种金钱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