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7】史桂芳：论中国持久抗战战略的历史地位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实现了再度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中日两国的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等相去甚远，国共两党认识到唯有坚持持久抗战，才能转弱为强、克敌制胜，取得最后的胜利。

当然关于持久战的战略问题，国共两党区别很大。中国共产党重视启发民众的抗战觉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因素的作用，认为“在民族抗战的大时代，动员全国绝大多数人的人民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争取抗战建国彻底胜利的主要关键”。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才能使日军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取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国民党主要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对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战有许多限制。关于战争的性质与前途，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从时代特点阐述持久抗战的意义，强调政治的性质，国民党强调敌小我大是持久战的主要依据，利用中国土地广大、人口众多的优势，从而达到“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在战争发展阶段上，中国共产党认为抗日战争分为三个阶段，国民党则将持久战分为第一期、第二期，缺乏对持久战敌我力量消长的深入分析。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国民党也没有做深入的理论探讨，对持久消耗战的具体原则、办法等，缺乏行之有效的办法。中国共产党人对持久战略不仅有深刻的理论探讨，而且提出了持久战的基本依据、战略思想、战术原则等，形成了完整、科学、系统的持久战略思想，对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持久抗战战略破敌速战速决之计划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卢沟桥事变是日本近代以来推行大陆扩张政策的延伸，也是九一八事变后，向华北扩张的重要一步，是有预谋、有计划的行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中的多数人主张增兵华北、迅速解决中国问题，也有少数人主张就地解决、维护在华北利益，形成了“扩大派”与“不扩大派”。最终日本政府决定“采取必要措施，立即派兵华北”，以为日本“对抗日运动高涨的中国给予一击，就能打开局面”。11日，日本政府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令国内的三个师团、朝鲜一个师团以及关东军的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开赴华北，扩大战争。

之所以日本决意扩大战争，是因为卢沟桥事变时，中日两国的国力相去甚远。日本早在19世纪末就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强国之一。中国仍然是落后的农业国，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掠夺的对象。中日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导致军事力量的悬殊。卢沟桥事变时，日军总兵力为“448万1千人，海军舰艇约190余万吨，空军飞机约2700架。而中国陆军兵力为170余万人，海军舰艇不足6万吨，飞机314架”，日本海陆军和海军航空兵，不仅数量上占优，而且装备精良、训练良好，士兵的文化水准、战术理解力、执行力都在中国军队之上。因此，日本自信能迅速解决事变，使中国屈服。

然而，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共两党都意识到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唯有团结一致共御强敌，方能争得自由与尊严。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下，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实现了再度合作，制定了持久战抗战战略。抗日持久战略是基于对中日两国国力客观认识、对战争性质和发展理性分析基础上制定的。国共两党都认为，唯有实行持久战，才能消耗敌人的优势，打破其速战速决的计划，扭转战局，驱除强敌于中国。

持久抗战战略的依据、方针与前途

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持久战战略的代表性著作，受到国共两党的关注。毛泽东同志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些特点决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敌强我弱是中日两国国力的真实反映。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日本是实现了工业化的现代化国家。从军事发展状况来看，日本1872年建立陆、海军省， 1873年发布征兵令，效仿法、英等国，正式建立了近代意义上的常备军，并建立军校培养军事人才。19世纪80年代，日本强制实行了四年制初小义务教育，文化水准对军队战斗力也有重要影响。中国的军事工业、军队训练、军官培养等都不能与日本相比。敌强我弱决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必定是长期的、艰苦的、残酷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毛泽东同志指出，敌强我弱对中国来说是有危险的，中国只有通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化不利为有利，摧毁敌人。

敌小我大，指的是中日两国的国土、人口、资源等方面决定了日本经不起长期战争，只能借助军力、经济力等方面的优势，实行速战速决。近代历史上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多是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特别是日俄战争中形成了“一次决战主义”，通过短期决战，置敌于死地。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故技重施，企图“一击”而解决问题。毛泽东同志深刻分析了敌人国土小、兵员少等特点，认为“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战争” ，中国可以利用敌小我大的特点，利用战略迂回消耗日军，最终取得胜利。果然，日军迅速占领平津后，向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进攻，相继占领上海、南京、太原、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中国半壁河山沦于敌手，日军的用兵也达到极限。中国却没有如日本想象的那样，放弃抵抗。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破产，不得不准备应付长期战争。日本一方面调整对华政策，加强了政治诱降，另一方面，日本在国内实行全面的战争总动员。由于人口少，兵员不足，日本采取了疯狂的鼓励生育政策，1943年又颁布《在校征集延期临时特例》，理科生、文科师范生都要服兵役，出现以“学徒出阵”这种带有悲壮色彩的词语称呼学生兵，但这终究不能弥补其人少、兵少、资源匮乏的弱点，也不能改变其失败的命运。

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指出了战争的性质与人心向背。毛泽东同志认为，战争分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日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在国际上是寡助的。中国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中国抗战是为国家独立主权而战，也是为维护人类正义与和平而战。因此，中国抗日战争，不仅可以唤起国内各民族、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一致、救亡图存，而且得到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得道多助。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印度等国在人力、物力和道义上的支持，表明和平是人类共同的向往，正义的斗争能够赢得广泛的支援。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日战争将经过三个发展阶段，即：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毛泽东同志分析了不同时期的特点，指出相持阶段是最艰苦的阶段，是能否赢得胜利的关键阶段。相持阶段的趋势是日本继续向下，中国继续向上。中国要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就要努力增加自己的力量减少敌人的力量。毛泽东同志认为中日战争的长期性是确定了的，但是，战争究竟将经过多少年月谁也不能预断，这个完全要看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要发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早日战胜日本侵略者。

毛泽东同志及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深入探讨了持久抗战战略的依据、方针，还提出游击战争的概念，认为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具有战略地位。中国是大而弱的国家被小而强的日本所攻击，必然导致战争的长期性以及敌人占地甚广，但兵力不足等问题。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抗日游击战争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从抗日战争的全部战役上来说，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但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

尽管国共两党的持久战略在战争经历的阶段、抗战路线、战术原则等方面有许多不同，但是，对于中日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有着共同的认识。可以说，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持久战略的胜利，必须对其重要地位与作用给予高度重视。

充分认识持久抗战战略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客观、理性分析中日两国国情、时代特点与战争性质基础上提出了持久抗战战略，为最终战胜日本奠定了战略与理论基础。

首先，持久抗战战略是对全面抗战的整体谋划，指出了中国人万众一心、实现全民族抗战，就能够转弱为强、转败为胜，达到民族独立之目的。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迅速结束战争，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指出全国性的全民族性的抗战已经开始。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特别强调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任何的动摇和妥协，动员全民族抗战。

其次，中国的持久战战略打乱了日军的计划，使其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沼，预示其失败的命运。如上所述，卢沟桥事变后，日本迅速做出扩大战争的决定，并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占领中国沿海及中部的大城市，随着战线的延长，日本的缺点日益暴露，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加强了政治诱降。中国对此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毛泽东同志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根本方针是决不会变的。武汉失陷后日本的甜言蜜语，例如放弃其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转而承认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例如所谓华中、华南撤兵的条件，乃是诱鱼上钓取而烹之的阴险政策。”

再次，中国的持久抗战，既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战，也是为世界和平、正义而战，为战胜日本法西斯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是最早抗击东方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中国战场牵制了日军主力的大部。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总兵力的80%用于中国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击着半数以上的日军。中国抗战减轻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使日本与德国东西并进计划化为泡影。中国军队还组织远征军出国开赴缅甸对日作战，解救了7000余名英军官兵。中国驻印军、远征军的缅北、滇西反攻，为收复缅甸奠定了基础。中国人民在持久抗战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军民死伤3500万人，财产损失6000多亿美元，战争消耗400多亿美元（1937年比值）。中国人艰苦的抗战、牺牲，赢得了国际同情与尊重，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抗战时期，中国废除了与美、英等大国的不平等条约，实现了近百年来民族独立的梦想，中国还成为国际舞台上屈指可数的大国之一，对战后世界和平秩序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以国际组织为例，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四国倡导，26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中国政府首脑正式参加同盟国会议，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1945年4月，在美国举行“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国不仅派代表参加会议，而且在《联合国宪章》签署时，中国代表团第一个签字，成为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当然，中国抗战也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印度等国给中国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道义上的支持，表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是相互同情和支持，显示着和平与正义的力量。

总之，中国的持久抗战战略是战胜东方法西斯日本的根本战略，是审时度势、客观分析中外形势和战争趋势基础上提出的，是中国对于世界和平、正义的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