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8】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期的战略指引等4则

陶文昭：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期的战略指引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对大势做出准确的判断。这个大势主要是世情国情党情，尤其是要深刻把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的初级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更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不断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十六大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七大是“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十八大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是这个目标的最新升级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四个自我”“四个重大”，勾勒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必要性、重要性。

（摘自2017年7月31日《北京日报》）

董振华：“四个伟大”已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进行伟大斗争”明确宣示了我们“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治国理政。我们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带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敢于斗争的精神状态，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攻坚克难，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

“建设伟大工程”明确宣示了我们“以什么样的主体力量”治国理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推进伟大事业”明确宣示了我们治国理政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实现伟大梦想”明确宣示了我们“朝着什么样的目标”治国理政。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既承担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又承担着当代中国的使命，也承担着未来中国发展走向的使命。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共同托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梦想。

（摘自2017年8月9日《学习时报》）

常健：以发展权为核心重构人权话语体系

人权话语权之争，不仅涉及个别权利及其表述方式，而且在更深层次上涉及人权话语体系。在现实的人权话语体系中，各项人权之间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存在着“核心—支持”的结构关系，即有些人权居于人权话语体系的核心地位，有些人权居于支持性地位。

西方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人权话语体系的历史局限性，使其正在丧失推进各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原动力，国际人权事业亟需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和人权实践的经验教训来突破自由主义人权话语体系的局限，重新构建能够促进人权真正得以实现的新的人权话语体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提出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人权，将实现发展权置于人权事业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基于理论和现实的双重考虑。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对“抽象自由”进行了全面批判，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这为确立发展权在人权话语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现实中，中国有13亿多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把发展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通过保障发展权促进其他各项人权的实现。

将发展权作为人权话语体系的核心，是对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西方主流人权话语体系的超越。但这种超越不是对后者的简单抛弃，而是包含着批判与继承双重维度的扬弃。以发展权为核心重构人权话语体系，并没有抛弃原有人权话语体系中的各项人权，只是将发展权提升至人权体系的核心地位，并将个人自由权利作为实现发展权的支持性权利。这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也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意愿。

人权理论和话语体系需要随着人权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以发展权为核心重构人权话语体系，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权实践的发展实际，突破了西方主流人权话语体系的历史局限，将会拓展人权理解的视野，促进全球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

（摘自《求是》2017年第14期）

张剑荆：西方民粹主义是对现有国家体制的政治反对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民粹主义运动的主要诉求，几乎都含有抵制移民、重建并严守民族国家边界、反对全球化、反对跨国精英等内容。以“人民”的名义，大肆批评现有国家体制和体制内精英，是民粹主义运动或政党中唯一确定的主题。

在当前西方国家民粹主义兴起的背后，是深刻、剧烈和持久的社会转型。信息社会拓展了民粹主义的范围，为民粹主义运动提供了动员手段，放大了民粹主义的不满，削弱了抵挡民粹主义的社会机制。

信息技术革命以及沟通的便利为民众抗议和民众参与提供了条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突破，所有的物体都将变成“信息机器”。一方面，人们被抛入信息洪流中；另一方面，自身也在不停地生产着信息。社区、社群和沟通的信息性质导致传统上具有过滤民粹功能的组织化社区、媒体和代议制机构等传统建制出现功能性衰竭。基于此，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常态化将是伴随信息社会转型而出现的新的政治现实。

（摘自《红旗文稿》2017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