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姚桓：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所谓从严治党，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和党章党规的要求去管党治党，做到标准高、要求严。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领导人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世情国情党情相结合，对新形势下的全面从严治党做了许多新论述。这些论述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重要的理论创新。

把全面从严治党与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联系起来，对从严治党作出新的战略定位，深化了对全面从严治党必要性的认识

从严治党不是任何政党都有的一般性做法，而是共产党的性质、历史使命决定的特殊性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担负着彻底改造社会的艰巨历史使命，诞生时处于旧政权压迫之下，为壮大、发展和取得胜利，必须把自身凝聚成为思想统一、组织团结、行动一致的战斗整体，把力量集中在一个攻击点上，去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任何时候都需要从严治党的话，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下尤其显得重要。党的十八大后第一次同媒体的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了实现民族复兴历史使命后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的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里，习近平总书记不是一般性地讲从严治党，而是第一次把从严治党与完成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赋予从严治党更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更深远的历史意义。此后，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并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落实“四个全面”的关键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必要性的论述非常丰富：既有对从严治党客观必然性的深刻理解，又有对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自觉担当。这是因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处在一个光荣而神圣的时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带来巨大的考验和责任。把握机遇、完成任务，就能够为民族复兴作出历史性贡献；反之，如果应对不当，丧失机遇，就会愧对先人与后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俄罗斯媒体的谈话中指出：“我的执政理念，概括地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负起应当担负的责任。”在他关于民族命运和社会主义前途的深刻思考中，“接力棒意识”、责任意识是与从严治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实际传递了一个令人振聋发聩的重要信息：对从严治党态度，考验着我们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态度，考验着是否对党和人民负责。从这样的战略高度认识全面从严治党这一艰巨任务，就会产生极大的紧迫感，根绝一切犹豫、克服一切阻力。这是中国共产党现阶段唯一正确的选择。

实事求是地、辩证看待党内状况，坚决顺应民意民心，把忧患意识和坚定信心结合起来，确立了从严治党的坚定态度

面对从严治党的艰巨任务和存在的严重问题，首先有一个敢不敢抓、敢不敢严的问题。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分析这个问题，一方面看到了因积重难返造成问题的严重性和发展下去的危险性，指出：“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地被历史淘汰。因此，“必须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顽强的意志品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另一方面，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状况又有着科学的研判，相信共产党可以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要求“全党对反腐败斗争的光明前景要有足够的自信”。这些论述有充分的理论和现实根据。从严治党实质是党的自我净化、自我提升。从理论上讲，先进的共产党是具有自我净化能力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党章规定了党的最终目标、根本宗旨和行动指南，这是践行从严治党的思想政治基础。党章规定了民主集中的组织原则和严格的纪律，这是践行从严治党的组织基础。由于入党是先进分子自觉的政治诉求，是建立在价值认同基础上的自愿行为，加入党组织就意味着接受党的纲领章程，接受组织的教育，接受组织纪律的约束，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所以对绝大多数党员来说，从严的要求既是必须做到的，也是能够做到的。因此从严治党具有可行性。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如果把我们党比作一个人的肌体，这是个充满活力的肌体，它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医治那些暂时的局部的感染到的病毒，而且在医治病毒之后，更会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和严格有效的正确措施使这种自我净化能力发挥出来。

对从严治党的信心还来自对民意民心的判断和顺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他引用了两个调查材料：国家统计局2015年问卷调查的数据是，91.5%的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中国社科院一个问卷调查显示，93.7%的领导干部、92.8%的普通干部、87.9%的企业人员、86.9%的城乡居民对中国反腐败有信心或比较有信心。他指出：“这再次印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顺党心、合民意，有着广泛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因此，“只要我们管党治党不放松、正风肃纪不停步、反腐惩恶不手软，就一定能赢得这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斗争”。

实际生活的经验证明，从严治党能否克服阻力进行，取决于三个因素：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健康力量是否在党内占优势，以及党自身的态度是否坚决。在一般情况下，包括在改革开放整个历史进程中，前两个因素是始终具备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健康力量在党内是占绝对优势的，因此，这里强调“态度决定一切”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强调从严治党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极大的忧患意识、非凡的勇气和科学方式践行全面从严治党，恢复了“共产党最讲认真”的传统，使管党治党的总体情况显著改观，在反腐倡廉方面呈现出一条上行线，即：从无处不在的外在约束，到时时刻刻的强制性的内在自律，再到无需提醒的、以觉悟为基础的自觉，自觉性在实践中的反复重复，上升到无可动摇的行为习惯。近年来，党内政治生态明显改善，反腐败的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积重难返的思想、组织、作风方面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或者正在解决之中，党心民心为之大振。这个转变证明，从严治党能否避免走过场而取得实际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党自身的态度，特别是取决于我们党践行从严治党的信心和决心；而这个决心和信心，又源于对党的性质、使命的深刻认识，源于对自身状况的正确估计，也源于对民意民心的正确回应。

抓住关键环节，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个系统工程

全面从严治党是个系统工程，要解决一系列问题，其中抓住关键环节十分重要。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科学思想，抓住了关键，澄清了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也为正确践行从严治党指明了方向。注重思想建设，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根本点，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显著特点和重要优势；另一方面，制度问题确实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有人问，思想教育与制度建设到底哪个更重要？显然，这样提出问题是不科学的，也是毫无意义的。习近平总书记用辩证思维解决了这个问题。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样重要，二者不是此消彼长、截然分开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密切相连的关系。思想建党是基础，确立了党的建设包括制度治党的正确方向；制度治党是思想建党的重要保证。思想建设的效果必须落地，要在党员干部心中扎根，也要在制度方面体现出来；同时，制度治党也不是单纯的程序性、技术性工作，其中渗透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要解决建设什么样的制度和破除思想障碍的问题，也必须以思想建设来推动、引领。必须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据此，习近平总书记对思想建党的内容、要求做了系统论述，包括坚定理想信念、精神补钙，牢记宗旨、不忘初心，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等等。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制度的极端重要性，一个重要论述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他引用了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如何去做呢？他指出，“首先要建好笼子。如果笼子太松了，或者笼子很好但门没关住，进出自由，那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并提出了建立制度笼子的明确思路：“围绕授权、用权、制权等环节，合理确定权力归属，划清权力边界，厘清权力清单，明确什么权能用、什么权不能用，强化权力流程控制，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杜绝各种暗箱操作，把权力运行置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即使内在的自觉性、主动性与外在的规范性、约束性结合，思想教育领先、制度跟进，把思想建设的成果落实在制度上，在制度治党过程中又始终注意思想教育，就可以不断地把从严治党推向前进。

深刻认识新形势下从严治党的新特点，采取正确部署和周密措施，不断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实际效果

新形势下的从严治党具有许多新特点，对此采取正确部署和周密措施十分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根据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经验，总结了从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得到的四点重要启示。这“四点启示”是对从严治党特点认识的深化，对作出从严治党的正确部署，采取周密措施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是要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统一，推动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既要注重规范惩戒、严明纪律底线，更要引导人向善向上，发挥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引领作用。”守底线是从严治党最基本的要求，即对一切腐败现象零容忍，使腐败分子在党内无藏身之地。守不住底线，一切无从谈起。守底线的关键是以党的纪律为尺子，使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不逾越半步。仅守住底线是远远不够的，要在守住底线基础上全面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和道德素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向着理想信念宗旨要求的高标准努力，通过全面发挥作用达到治党目标：党内从政环境优化、政治生态健康向上；各项法规和制度能够毫无保留地得到执行；民主集中制全面落实，党内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党的优良作风进一步发扬，风清气正，不正之风失去市场；党员能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干部具有良好的精神面貌和较强工作能力；基层组织能够密切联系群众，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和政治核心；党的路线和决策能够有效地贯彻、消除“中梗阻”等等。

二是要坚持抓惩治和抓责任相统一，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督促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强化责任担当。惩治是反腐败的一个基本手段，要求严厉查处腐败，对“四风”问题露头就打、执纪必严。只靠惩治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为什么出现腐败现象和严重不正之风？除腐败分子和犯错误者自身的原因外，组织上也有责任，如疏于教育，用人失察，好人主义、自由主义，放弃原则、迁就错误，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乃至失职等等。决不能出现问题后抽象地讲“吸取教训、下不为例”，要分析、追究造成错误的领导者、管理者的责任。要按照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的要求，具体分析责任、实行责任倒查，进行必要的处理乃至处分，这才是真正的总结教训，也是从源头上防止腐败、克服不正之风的有效举措。

三是要坚持查找问题和深化改革相统一，找到问题的根源，通过改革，在体制机制上彻底解决问题。近年来的实践证明，从严治党必须突破仅仅一般性地提出要求的工作思路，坚持以问题导向使从严治党深化下去。无论单位自我查找、巡视组检查还是群众反映情况、举报，实质上都是在发现问题，寻找突破口。发现问题只是第一步，更重要、更艰巨的任务是解决问题。要从问题入手，抽丝剥茧，查找根源，深化改革，破立并举。这是真正有效的治本之道。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党进行的多次教育整顿都包含有密切党群关系、克服脱离群众倾向的内容和要求，也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也有些教育实际效果不够理想。在一些单位曾呈现出两个“抛物线”现象，即活动：发动—高潮—回落；群众思想情绪：希望—振奋—失望。脱离群众、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始终存在，而且在活动告一段落之后，不正之风还出现某种反弹。究其原因，是在于纠风仅仅停留在表面，有缺陷的体制机制问题没有被触动，导致不正之风的根源还存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经验教训，从发现问题入手，在思想教育、提高认识基础上建立健全一整套保证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机制。机制是以制度为依托建立的有明确目标、办法和保证措施的工作系统，是执行制度的方式。有制度无机制，制度还会落空。有鉴于此，许多单位积极探索建立、健全这样的机制：群众利益表达机制，群众利益协调机制，为群众办事、服务群众机制，回应群众诉求接受群众监督机制，教育动员群众机制。这一整套机制把群众路线的要求制度化、经常化、系统化了，而且提供了执行制度的动力源。健全的机制成为贯彻群众路线的载体，成为防止脱离群众不正之风的最重要的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组织、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自觉性大大提高了，党群关系明显改善。

四是要坚持选人用人和严格管理相统一，使从严治党贯穿于干部工作全过程。从严治党的重点是从严治吏。选好人用好人是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也是整个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作。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对选好用好干部提出了明确要求，即“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这四条，既坚持了传统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又赋予好干部标准新的时代内涵。选人用人，一个重要前提是把好政治关、思想关、道德关。有缺点的干部并非不能用，但是，如果把政治思想、道德品质上有明显缺陷的人放到领导岗位，就会留下巨大隐患。权力与私欲相结合，权力助长私欲的膨胀，私欲又导致权力滥用，恶性循环，是许多人堕落为腐败分子的直接原因 。还要看到，信任不能代替监督。人的思想道德都不是固定不变的， 即使一个干部提拔时符合德才兼备的要求，面对复杂的从政环境和权力的考验，也可能发生变化，因此不仅要防止“带病提拔”，还要及时给提拔后的干部防病治病。干部晋升得越快，职务越高，对其管理监督越要严格有效。所以，既要把好选人用人关，把德才兼备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又要加强管理和监督，把好干部管得更好。

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重要论述，解决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定位、坚定态度、关键环节、部署措施等问题，是对新形势下从严治党的深刻分析和全面阐述，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思想，在实践中强化了从严治党的创造性、系统性、实效性，把从严治党推向了新阶段。

（本文是“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工业大学）”课题的阶段性成果，批准号：BGY2017003）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