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长城与丝绸之路

甘肃境内汉长城遗址  李国民摄

秦汉时期是中国长城史上的重要阶段。秦始皇“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是当时统一事业的重要主题。长城防线及邻近地方时称“北边”，因与匈奴战事的激烈与持久，为全社会所关注。长城营筑与长城防卫的直接作用是形成军事意义的“藩篱”，但是长城又有促进交通和贸易的历史效应。长城“关市”的繁荣成为游牧区与农耕区经贸往来的重要条件，河西长城的出现有保障丝绸之路畅通的意义，长城沿线形成东西文化交汇的高热度地区，同时长城也是秦汉文化向西北方向扩张其影响的强辐射带。

长城交通体系及秦长城的文化意义

众所周知，长城的阻隔作用是明确的。《史记·匈奴列传》所谓“筑长城以拒胡”，《汉书·匈奴传上》作“筑长城以距胡”。《汉书·陈胜项籍传》引贾谊《过秦论》“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颜师古注：“言以长城扞蔽胡寇，如人家之有藩篱。”《汉书》卷五一《贾山传》“筑长城以为关塞”，也是同样的意思。然而，另一方面，长城又有促进交通建设、完备交通系统的作用。《史记·赵世家》说赵长城的营建致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就是例证之一。秦汉时期，长城沿线即“北边”多次有高等级交通行为的记录。如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左将军上官桀巡行北边（《汉书·昭帝纪》）；新莽始建国三年（11年）“遣尚书大夫赵并使劳北边”等。帝王亲自巡行“北边”的记载，也体现了“北边道”较好的通行条件。《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东临渤海，又“巡北边，从上郡入”。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出巡途中病故沙丘平台，棺载车中，“从井陉抵九原”而后归，说明这次出巡的既定路线是巡行北边后由直道返回咸阳。汉武帝曾于元封元年（前110年）“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巡察了“北边道”西段。同年，又北“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巡察了“北边道”的东段及中段。此外，他还有多次巡行“北边道”不同路段的举动。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所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可能说的就是跟随汉武帝出行的经历。

居延汉简中有“●开通道路毋有章处□”的简文，又保留了“除道卒”身份的记载，其职任应当是筑路养路。甘谷汉简记载，“北边”居民应缴纳“道桥钱”（张学正：《甘谷汉简考释》，《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8—89页），也反映出“北边”交通建设受到重视。

长城本身就构成一种军事交通系统。上古城建规范，城墙上形成道路以便兵力集结调动，长城也是如此。《周礼·考工记》说，城有“环涂”，也就是环城之道。长城也有完善城防的傍城道路。《水经注·河水三》说：“芒于水西南径白道南谷口。有长城在右，侧带长城，背山面泽，谓之‘白道’。”此所谓“白道”就是“侧带长城”，与长城构成军事防务策应关系的道路。长城交通系统的道路有两种形制，一种是与长城平行的道路，如“白道”。另一种是与长城交叉的道路。《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攻当路塞”，应当就指这种道路。《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述周勃战功，说其“还攻楼烦三城，因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证明北边长城防线有驰道沟通。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夏，“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颜师古注引刘攽曰：“予谓治阻险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耳。”也涉及长城与内地的交通情况。这种道路最著名的，是自九原通达甘泉的秦始皇直道。

在张骞之前，中原与西域乃至中亚地方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周穆王西行的故事。《左传·昭公十二年》写道周穆王“周行天下”。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和《赵世家》中，也记述了造父为周穆王驾车西行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的故事。造父是秦人的先祖。在阿尔泰地区发现的公元前5世纪的贵族墓巴泽雷克5号墓中出土了有凤凰图案的来自中国的刺绣。在这一地区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的墓葬中，还出土了有典型关中文化风格的秦式铜镜。从中可见秦文化对西北方地区的早期影响。汉代北方和西北方向国家与部族称中原人为“秦人”，反映了秦经营西北联络各族形成的长久历史影响。新疆拜城发现的《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关城诵》作为文物实证告知我们，至东汉时期，西域地方依然“谓中国人为‘秦人’”。《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始皇）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秦王朝的长城经营，使得长城以外的“戎狄”通过这一建筑实体认识了“秦人”的文化，并保持了长久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