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那些英主与贤臣：不因亲属而滥功爵

编者按：公，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核心理念，亦是历代治理者的一种崇高追求。有公，就有私。千百年来，公与私的问题，始终是治理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它是检验治理者胸襟格局的试金石，也是照鉴王朝兴衰成败的镜子。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上不少英主与贤臣在公与私问题上的故事，今天读来仍有借鉴意义。

对于治理者而言，在公与私的问题上，亲戚、僚属、身边人可说是第一道坎。古往今来，能过这道坎的并不多。但在一些雄主那里，却能处理得公私分明，正气干云，实属难能可贵。

晋文公严赏三等

比如春秋时期的晋文公重耳。因为骊姬之乱，他在42岁时，就开始被迫流亡在外。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居然有一大批贤才追随于他，还有数十位不知名的人，堪称古今一大奇事。

晋文公复国成功，这些追随者就是功臣。面对这些患难之交，他是如何论功行赏的呢？他分赏为三等，以从亡为首功，送款者次之，迎降者又次之。还下诏悬于国门：若有遗漏功劳者，请直言。照理，这等行赏之法，完全出于公心，应该为大家理解佩服。但是，他的身边人首先就表示不服。

这个身边人，就是和他一起出亡的仆人壶叔。这样的身边人，我们今天理解起来也不困难。不难想象，在这种逃难的日子里，这个仆人必是鞍前马后地效劳，生怕主子饿着冻着，尽可能把艰苦的日子过得让主子感觉舒坦一点。这样一个费心尽力的仆人，在主子论功行赏时，却没他什么事，内心里怎能服气？于是这位壶叔急了，直接找主子去了。说：你三次行赏，都没有我，请问我有什么罪过？他问得还算有点艺术，不说自己的功劳，只问自己的罪过，却掩不了“没功劳有苦劳，没苦劳有疲劳”的诉苦心思，同时也有点“与领导亲近，你得优先关照我”的心理优越感。但是，晋文公并没有动恻隐之心而乱了法度。

据《史记》载，晋文公说：“导我以仁义”。用德惠来防范我的过失，受上赏。以善行辅佐我，终于使我得以成就功业，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复次赏。至于奔走之劳、匹夫之力，又在其次。“三赏之后，故且及子。”这说明，晋文公心里的行赏账算得很明白，其标准，是功劳大小而非关系亲疏。壶叔的功劳，属于“奔走之劳、匹夫之力”，不能和“三赏”相提并论。

晋文公赏得分明，壶叔便“愧服”。其愧当在于操之过急又有非分之想，其服在于行赏标准的清晰分明。更妙的是，壶叔因此当了“反面教员”，因为这样的故事常常是不胫而走的，如史载“晋人闻之，皆说（悦）”。

从某种意义上说，雄主是欢迎这样的“反面教员”跳出来自己露丑的，因为他们往往给雄主提供了一个立标准、得人心的机会。而庸主则往往会因奈何不了情面，而给身边人开了徇私的口子，结果当然只会是私门一开、人心渐失了。

李世民不遗私恩

历史上，这样的反面教员，还有唐朝的淮安王李神通。

此公来头不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叔父，同时也为大唐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不仅如此，他和李世民的私交也非同一般。据《资治通鉴》载，当时，太子李建成曾在某个晚上召李世民前来，却在酒里下毒想杀了李世民，在李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时，是李神通扶他回府的。

因此，在李世民即位封赏功臣之时，李神通见房玄龄、杜如晦的功劳定得比自己大，便心中大为不服，跳出来说自己在关西起兵首先响应义旗，房玄龄、杜如晦他们只不过“专弄刀笔”，功劳怎么比自己还高呢？估计李神通内心里的“小九九”是：于公于私于亲，自己的功劳都应该是至高无上的。

结果，李世民一点面子也没给他，直接把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给撕干净了。李世民说：叔父你首先响应不假，但也是自己想摆脱灾祸，窦建德侵吞山东，叔父你全军覆没，刘黑闼再次纠集余部，叔父你丢兵弃甲。这是先对李神通的功劳给了个实事求是的评价。接下来李世民说：“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吝惜），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这等于是一面说房玄龄等的功劳的确比你大，一面说咱们虽亲却不能以私废公。“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这话说得可谓掷地有声，千载以下仍贯耳如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