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向华：改革开放之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3）

2.企业的放权让利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1978年前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派出考察团去国外考察。考察团一个非常直接的感受，就是中国的企业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企业相比，各方面的差距都非常大。于是，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了试点工作，其中之一的举措就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把一部分中央和省、自治区直属企业下放给城市管理；实行政企分开；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等。四川省就是较早地于1978年10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省份。

1978年10月，四川省委选择了不同行业有代表性的宁江机床厂、重庆钢铁公司、新都县氮肥厂、南充丝绸厂等六家企业做试点，逐户核定利润指标，规定当年增产增收目标，允许在年终完成计划以后提留少量利润，作为企业的基金，并允许给职工发放少额奖金。此后，其他省市如云南省、广西柳州等地，也仿效四川开始扩权试点。

中央组织的扩权改革试点是从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开始的。1979年初，李先念找袁宝华谈，要求国家经委认真研究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问题。5月25日，国家经委、财政部、外贸部等六个部门联合发出通知，确定在北京、上海、天津选择八个企业作为全国的试点。7月13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五个文件，推进扩权改革。

在企业扩权试点和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影响下，不少企业还围绕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实行经济责任制，试行厂长负责制，克服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和企业内部吃“大锅饭”的现象。经济责任制很快在工业企业中得到推广。同时，按照“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发展生产，广开就业门路”的方针，城市经济中积极调整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扶持集体经济，允许个体经营，创办劳动服务公司，拓宽就业渠道。从而初步解决了多年积累的知识青年就业问题，也为进一步改善所有制结构、形成新的就业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础。

3.经济特区的由来与发展

广东地处东南沿海地区，海外华侨数量很多。由此，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就萌发了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的想法。

1979年2月21日夜里，吴南生发了一封长达1300字的电报，给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并报省委。3月3日，广东省委开常委会议，吴南生在汇报工作时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并建议在广东省划出一块地方，用各种比较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他们先进的东西引到广东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他提议设在汕头。汕头当时在广东来说，是除了广州外外贸最多的地方。其次，汕头的华侨和海外华人是全国最多的，在外面有很多有影响的人，我们可以动员他们回来投资。第三，如果万一办不成，那也影响不大。当时，习仲勋同志说，要搞那就全省都搞。4月份中央要开工作会议，我们赶快准备一下，向中央打报告说明此事。

1979年4月5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始。4月8日，习仲勋同志在中南组发言。他说：“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各个小组会议发言后，谷牧同志向邓小平同志汇报说：广东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划出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但是，这些地方该叫什么名称才好？原来有“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等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小平同志很赞成“先行一步”的做法。他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4月下旬的一天，习仲勋同志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他郑重其事地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邓小平同志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并表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6月6日，广东省委将报告上报中央。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两个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两省抓紧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同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并指出，“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中央这个重大决策，备受粤闽两省人民和海外同胞的热烈欢迎。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南粤大地带来了一派盎然春色。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的艰苦努力下，深圳、珠海这样往日落后的边陲小镇、荒滩渔村，不过几年工夫，就变成了高楼矗立、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成为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前沿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