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不幸与幸运

我是不幸的，生于抗美援朝时期，国力不佳；长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资匮乏；求学于十年动乱时期，学业搁浅；毕业于上山下乡时期，背井离家……几乎所有的同龄人都和我有着同样的履历，然而我比人又多了一项不幸：脊髓灰质炎的病毒感染了我，我是一个小儿麻痹后遗症者，肢体的残疾陪我终生。辛酸往事的记忆是那么的清晰。上小学一年级时，我的座位是最后一个（我想当时我的个子一定是挺高的）我进出教室就要从头走到尾或从尾走到头，几乎每天都会有淘气的男同学突然伸出一条腿，我会一个趔趄或一个跟头，引来全班哄堂大笑。直到我多次考试拿了百分，老师指定当了班长，期末被评为“五好学生”才结束这种侮辱行为。

不仅如此，我上下学路上总有那么几个学龄前儿童追着骂我“瘸子拐子胡萝卜兔崽子”这是所有儿麻后遗症者最熟悉也是最痛恨的顺口溜。有时还用小石子儿砍我。无奈之下母亲只好每天接送我。接送孩子上下学，在五十年代只我一家！后来父母给我转学了，不再走那条小路。然而那条小路，小路上的那群孩子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让我没想到的是，我的不幸殃及到女儿。女儿上小学四年级时，一次快放学了，老师拿着几本课外读物说：“谁的家长可以帮助写读后感，谁就来拿一本回家去读。”领书的学生都要回答老师，家里谁能帮助写，女儿也上前领了一本，并回答：我妈妈可以帮我写。一个男同学大笑道“就她妈还能帮她写？她妈是瘸子，瘸子还会写读后感！”女儿自然要和他争辩，他拿起墙边的一把湿笤帚，对着我的孩子甩了起来。霎时女儿浑身上下满头满脸全是泥点子。老师在旁边竟然未加制止！女儿一路大哭着跑回家。我听着脏兮兮又委屈的女儿的哭诉，一边给她梳洗换衣服，一边安慰她：“咱不哭，咱不哭啊。咱俩一起写一篇特棒的读后感拿到班里去，看他还有什么话说！”话音未落，我早已泪流满面。

往事如烟……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文明程度越来越高。有人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对残疾人的态度和对残疾人的照顾程度能反映出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此言也许有些偏颇，但不无道理。看今天的社会，侮辱残疾人的顺口溜早已绝迹。有的是是来自许多陌生人的援助之手，是上下公交车时的主动礼让，是诸多公众场合的主动让座……这些无需提醒的谦和帮助，既表明了人们整体素质的提高，也与官方媒体的导向密不可分。除此之外，还有实实在在具体措施的落实。从中央到地方直至街道社区，建立了各级残疾人组织，残联成了残疾人的娘家。残疾人的社会地位普遍提高，可以上大学，可以当选为人大代表，可以出书，可以加入作协……出示残疾证可以免费乘公交，逛公园，参观博物馆，还可以成立残疾人的文学、摄影、书画等民间组织，让广大残疾朋友有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特别是2003年置换了残疾人专用的摩托车轮椅，解决了最难的残疾人出行问题，广大残友走出家门，开阔眼界，精神面貌大为改观，有了更为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生活。

有一件事令我感慨颇深：一次外孙女的学校邀请家长参加新年联欢会，她的父母都没时间，我便拄杖前往。班主任老师热情接待，其他家长纷纷起立让座，所有在座的孩子们没有一个投来异样的目光，我的外孙女也是表情自然，神态坦然，毫无局促不安之感。事后班主任老师对女儿说，你们不方便来可以不参加，怎么还惊动了姥姥？老人这么支持我们的工作，真的好感谢！今非昔比，令我唏嘘！

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医学科研人员努力攻关，终于在1995年消灭了脊髓灰质炎。这是在改革开放十多年时传来的好消息。以后再也不会有可爱的宝宝遭受这种病魔的折磨了。宝宝们是幸运的，我也是幸运的。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幸运，是整个残疾人群体的幸运，我们的人格得以尊重，我们的爱好得以寻求，我们的特长得以发挥。

我还有另一件憾事：我只读到初中一年级就辍学了，那时整个中华大地无处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以后的工作中，我时常为自己浅薄的文化基础苦恼。虽说自己也看了一些相关书籍，但毕竟不系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老年大学”应运而生了。老年大学为在动乱年代里贻误了学业的中老年人打开了一扇圆梦之窗。据说全国范围内有两万多所老年大学，开设了多科专业课程：绘画、摄影、书法、诗词，古典文学等等。我在退休后参加了老年大学诗词专业的学习。几年下来，不仅仅是在诗词格律方面获益匪浅，而且结交了不少好友，与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交流探讨真是一件快事，乐此不疲。试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哪会有这样国学传承的好局面？

我又一次感到我是幸运的，我终于在有生之年赶上了好时光，在人生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实现自己的梦想，遨游在诗海中，与先贤们对话，享受着国学瑰宝中的精华。又能与时俱进，用诗词、用笔墨讴歌我们的时代。让精彩陪伴余生。

民间有句老话“四十不惑”，意思是说，过了四十岁之后，就不容易被迷惑或者被诱惑了。改革开放也过了不惑之年，我们党一定能克服掉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就像当年在夺取政权的路上，战胜一个个艰难困苦一样，到达胜利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