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铎铎：实体经济低波动与金融去杠杆——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4）

五、在新的贸易结构中美国应该加快结构性转型

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因为巨额贸易赤字等问题开始由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并借此以经济手段来制裁其他国家，从中增强美国的竞争力。比如，美国指责中国，其根源并不在于中国真的违反了他们所谓的法律法规，而是在于美国的企业还不能够面对在新的贸易结构中，中美企业实力对比产生的变化。我们从下面三张图来分析。

（一）经常账户对GDP的比率

图6 经常账户/GDP

数据来源：IMF。

经常账户是一国国际收支的主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商品贸易收支和服务贸易收支。如果经常账户顺差，则表明债权大于债务，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好事；如果经常账户逆差，则情况相反。从图6可以看到1980-2016年四大经济体经常账户对GDP的比率。

20世纪80年代，日本、德国是贸易顺差国，美国是贸易逆差国。这一时期，美国主要是和日德发生贸易摩擦。2000年至全球金融危机前，除日本和德国之外，中国也成为贸易顺差国。这一时期，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对中国、日本、德国施加了很多压力。当时，比较热的一个词就是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降到2%，这是一个相对合理区间。日本的经常账户顺差也在下降，但德国的还在增长。这一时期，美国的经常账户顺差有了很大改善，由将近-6%降到-2%，这是一个相对合理水平。

（二）对美贸易顺差国

图7 对美贸易顺差国

数据来源：IMF。

从图7可知，在1992年，对美贸易顺差国主要是日本，日本占比接近60%，而中国和德国占比加起来不到40%。但是，现在中国成了对美贸易主要顺差国，中国占比60%-70%，德国占比大约10%左右，基本上保持在原来水平，而日本占比下降得很快，由原来的60%下降到百分之十几。

（三）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图8 制造业增加值/GDP

数据来源：IMF。

制造业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是区别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重要因素，在世界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份额。从图8可知，世界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直在下降，现在已经不到20%了。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中国在30%左右，德国和日本在20%-25%，而美国已经低于15%了。

这三张图反映出，在新的贸易结构中，美国应该加快结构性转型，不断发展更多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和行业，同时，加快调整越来越守不住的生产和服务。

（四）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纯经济理论大师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发表在美国著名学报JPE2004年夏季号的一篇论文，以中国、印度经济崛起为背景，研究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其间的利益得失怎样看。

萨缪尔森把纷纭繁杂的贸易世界处理得条理分明。当然，萨缪尔森首先借助了李嘉图和穆勒的传统来发问：要是两个各产两种产品、生产率不同的经济，彼此封闭，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如何？互相开放、自由贸易，又如何？结论当然就是著名的“比较优势说”——两个经济各自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自由贸易就可以提高两国的福利水平，因为这样的经济总产出水平最高。

萨缪尔森接着问，要是上述两国的生产率发生了变化，自由贸易增进两国总福利的推论，变还是不变？为此他区分了两种情况：其一，一个国家在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大幅度提高了生产率；其二，一国在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意外地提升了生产率。

还是拿“衬衫换飞机”来当实例。萨缪尔森设想的第一种情形，造衬衫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当中国造衬衫的生产率大幅度提升（萨文假定“提高到原来的4倍”）之后，中国继续以衬衫换美国的飞机，会损害美国利益吗？当然不会。因为中国造衬衫的生产率提高，美国造飞机的生产率没变，因此中国衬衫的相对价格就变得更加便宜。就是说，美国的贸易条件因为中国衬衫生产率的提升而改善了。

至于中国的贸易条件又如何了？萨缪尔森的分析是取决于需求。“在穆勒需求下”——即穆勒假定的两国都把收入平均花费在飞机和衬衫这两种商品上——衬衫的技术进步也提高了中国这一方的福利。加到一起，萨文的推导“有力地证实了”支持全球化的经济学家们的观点。

但是，萨缪尔森设想的第二种生产率进步，情形就迥然不同了。这种生产率进步不是发生在造衬衫部门，而是发生在中国原本毫无比较优势的飞机制造！萨缪尔森指明，中国在自己的进口部门发生的技术进步，完全是“外升的”。作为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中国就在飞机制造部门无端端出现了惊人的技术进步，那样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如何？

萨缪尔森的答案惊世骇俗——倘若中国真的在飞机制造方面提高了生产率，那就可能“永久地损害了美国利益”。此论一出，天下大哗。鼓吹贸易保护主义的人士以为终于找到了一位重量级大师，可以为“保护政策”提供理论根据。但是，萨缪尔森本人声明“从我的上述分析中并不能得出应该还是不应该采取选择性的保护主义的结论”。他声称他的分析无非指出了“有时一国生产率的提高只能对自己有利，却永损他国的利益”。

集中推敲一下吧。“有时”——就是在萨缪尔森构想的中国突然大幅提升本来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造飞机生产率的情况下——中美两国的相对利益，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萨缪尔森的推理如下：世界总产出的潜力大大增加；美国造飞机的比较优势下降，直到中国造飞机的生产率升到这样一个位置，以至于“两国从事与不从事贸易的境况相同，彼此再也没有任何从事进出口的优势”；因此，美国自愿地退回到不贸易状态，自己既生产飞机也生产衬衫，从而导致人均实际收入的下降——也就是“利益被永久地损害”。中国呢，当然也贸易不成。不过此时的中国已经提升了飞机生产率，可以不贸易也能享受实际人均收入的上升。

我猜想喜欢这个推理的人不会很多。但是，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指出，远一点看，不但温州、宁波、绍兴、浙江、长三角、珠三角就是这样上来的，而且当年美国对英国、后来的日本对美国，以及萨文提到的“经济史上俯拾皆是”的无数例证，尽皆如此。这样看，在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发生生产率革命，恰恰是后来居上经济的共同特征。因此萨翁的这个构想，不但真实，而且非常普遍。轻轻拿来充当一个高度简化的分析模型的前提，简直是神来之笔。

我认为萨缪尔森的担忧事出有因。要避免美国的利益长久被损害，根本出路就是不断发展更多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和行业，同时，加快调整越来越守不住的生产和服务。美国要加一把劲才对。

最后，我把今天的讲座内容简单地作一下小结。2012年后，我国经济在周期波动方面呈现出一个明显特征，即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低波动。这一特征在PPI和CPI的双背离中凸显出来，反映了实体经济和金融的不平衡，以及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不同步。美国1982-2007年的大稳定时期，基本特征就是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低波动，而这是政策制定者所乐见的。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传统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备受质疑，也将金融监管推到了前台。同时，以影子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的急剧膨胀也是美国大稳定时期的特征之一，而我国在短短数年间，也成长出了体量与传统金融体系相近的影子银行体系。我国的影子银行虽然在形式上和美国有很大不同，但其规避监管和积累风险的本质却并无二致。影子银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金融服务需求多元化的产物，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相关业务造成的种种乱象和弊端不可轻视。我国2016年下半年开始的金融去杠杆，实质上是对影子银行的规范和监管。目前来看，相关措施已经初见成效。未来，应该双管齐下、有所作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遵循金融发展规律，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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