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8】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2）

当前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主要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加强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有效举措，党的理论创新卓有成效，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逐步建立，网络空间得到有效治理，意识形态工作在某些方面被动局面得到改变，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更加鲜明。但是，当前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十分突出。

第一，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存在认知困惑。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源头，在今天的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泉源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无可辩驳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其负面影响就有可能被放大，导致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现认识偏差。

第二，转型期社会焦虑情绪的蔓延存在发展变数。我国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特征是“转型”，社会需求、产业发展、社会主要矛盾等都处于转型期。转型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安全感缺失，导致社会焦虑情绪的集体蔓延。有学者将这种焦虑归纳为两种，一种是想要往上“爬”的焦虑，一种是害怕往下“掉”的焦虑。部分民众心中的焦虑、彷徨，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最大变数。

第三，互联网意识形态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到2017年底，我国互联网用户达到7.72亿，稳居全球首位。互联网已成为各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社会思潮激烈交锋的主战场，给传统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严峻挑战。传统意识形态从上到下单向传播机制被打破，理论说教的话语体系在互联网不吃香，意识形态的传统表达形式难以适应网络空间需求。网络民意表达声音越来越响亮，对线下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一个小的社会话题就可能引发“蝴蝶效应”，从而对政府决策和其他线下行为施加影响。敌对势力隐身互联网，意识形态斗争方式更加隐蔽。每当我国出现一些网络或群体事件，某些西方国家总是以各种方式施以影响、推波助澜甚至赤膊上阵，企图在中国播下分裂的种子，达到分化西化中国的目的。

第四，后现代主义文化对我国主流价值的解构。后现代主义是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种思潮，在西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后现代主义文化即所谓“物质发达、精神迷失”现象，具有4个特征：一是深度模式的消解；二是历史厚重感的消失；三是人格情感的缺失；四是国境边界的消弭。后现代主义文化通过去中心化、去权威化消解或去政治意识形态而隐蔽的表达自身的意识形态追求，造成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知识精英和统治阶级价值的三元分离。后现代主义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后在青年群体中也有很大影响。他们玩世不恭，消解理想追求，嘲弄远大抱负；迷恋快餐文化，放弃深度阅读，使深度思考、终极价值、真理追求失去了原有的神圣性。后现代文化主义者热衷于恶搞历史经典，恶搞英雄，恶搞传统文化，过分追求物质层面的个人成功，没有终极理想目标，对历史文化缺乏应有的尊重。这些都对社会主流的核心价值起到了一定的消解作用。

第五，意识形态领域的国际挑战与话语陷阱。一些西方保守势力始终抱着冷战思维和简单的非此即彼、非我即非的二元思维，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威胁，对我“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方针始终没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特别是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与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逐步趋同，竞争性增强，替代性减弱，西方资本主义遭遇的困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勃勃生机形成鲜明对比。一些右翼势力开始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炒作，遏制中国崛起意图更加明显，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将更为严峻。在意识形态领域还可能陷入西方话语陷阱，在现代化进程中，西方有意无意将一些话语通过知识界渗透我国。比如以“民主国家”和“专制统治”二分世界，西方国家通过此种错位话语体系的建构，抢占意识形态道义高点，这是应该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