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经济六大矛盾 形成宏观四大布局

聚焦经济六大矛盾 形成宏观四大布局

摘要:面对矛盾和问题,我们既要从长期大势认识当前形势,认清我国长期向好的发展前景;又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做好战略布局,正确把握宏观政策、结构性政策、社会政策取向,从而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2019年,经济虽有下降的压力,政策却充满着上升的动力,而经济主体和市场机制则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充盈着澎湃的活力。

调查研究,密切联系实际,集思广议。聚焦经济六大矛盾,形成宏观四大布局。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立足世界经济态势和我国经济全局,兼顾问题的长期和短期,回顾了我国在2018年经济发展中所取得的成绩,总结了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所形成的重要发展经验,形成了对2019年经济形势的总体看法,提出了2019年新一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构建了宏观调控的基本框架和改革的治理结构,并从七个方面对我国2019年经济工作有序开展作出了部署。会议总结了,2018年经济工作聚焦经济运行中的六大矛盾和风险,着力完善和形成有效应对的四大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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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矛盾形势较为复杂

从当前经济运行来看,总体上表现为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就业和投资问题有所凸显;债务风险仍然维持高位,未能得到有效化解的情况。在构成上,主要表现为以下六大矛盾和风险:

第一,外部环境复杂严峻。2018年中美经济关系出现重大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贸易摩擦”的态势,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格局的重大事件。从2018年3月23日起,中美两国共实施了三轮贸易制裁和反制裁,共涉及到3660亿美元的商品被纳入到附加25%或10%关税的范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特征和霸凌主义的色彩充分暴露,在严重损害我国经济利益和产业发展的同时,给世界经济的运行带来重大影响和直接损害。面对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和损失最多的贸易摩擦,中国政府立足世界人民的福祉,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遵守多边贸易的基本规则和原则,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常权益和贸易利益,先后与美国政府开展了5轮综合谈判,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缓解了贸易的紧张形势,争取了有利的发展时机和环境,并由两国元首在阿根廷的G20会议上初步达成了解决分歧的一致意见。

尽管如此,2019年,以“中美贸易摩擦”作为主要矛盾的全球经济运行将依旧十分复杂,并对我国的外部经济运行环境带来了较大的压力。根据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2019年外部经济环境的压力和问题主要包括:一是2018年3月2日前,中美元首的阿根廷会晤共识是否能够得到有效落实;二是美国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是否继续“以邻为壑”、“一意孤行”;三是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的进度和水平能否达到预期,并形成制度完善、保护有效的中国特色模式;四是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新机制下,能否突破现有“瓶颈”,真正形成东西双向开放、陆海内外联动的新局面。

第二,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从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2018年的运行情况均出现了“稳中有降”的特点,经济内部增长动力有所下滑。至11月末,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仅为9.1%,成为近年来增速较低的年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为5.9%,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下降明显。相较于内部需求,出口在保持了三个季度的快速增长之后,第四季度的增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降低,11月的出口规模仅为2274亿美元,增速为5.4%,明显落后于前10个月的12.6%的增速水平,中美贸易战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

第三,金融出现偶发性的异常波动和共振。2018年7月至10月,我国金融市场一度出现股市、汇市、债市的相关联的异常波动,并影响到国家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从金融市场的杠杆管理和平衡指标来看,我国2018年的内生性金融风险的水平已经明显降低;表外资金已经较好地纳入监管,并逐步回归表内;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意愿和能力显著增强,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已完成组建并开始运作。因此,这种资产市场间的风险联动和压力共振的主要诱因是外部的,缺乏内部的传播基础和扩散条件,风险具有偶发性和暂时性的特点,但在短期内所形成的风险压力仍然不容小视。

第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仍在积累。随着中发[2018]27号文件和中办发[2018]46号文件的出台,以及PPP项目的治理深化,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但从债务的总体规模来看,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并未进入“拐点”,隐性债务规模依然庞大,甚至有估算认为在30万亿元左右。而2018年,显性债务规模新增加了21800亿元,增速达到13.5%,约为当期GDP增速的2倍。从政府债务利息的偿还规模来看,2018年前11个月支付利息约为6908亿元,增速高达20.6%,约为同期财政收入增速的3.2倍。债务利息的迅速增长,降低了当期积累但增加了债务的累积,并对未来的财政保障能力和服务提供能力形成了压力。

第五,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较为突出。2018年,我国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比例约占同期企业贷款增加值的25%左右(国标口径),而增量则相当于2017年增量水平的1.6倍左右(普惠口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从融资难、融资贵的角度来看,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并未取得根本性改善,在某些行业、某些条件下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恶化。如民营企业发行企业债的难度有所加大,除借新还旧以外,很难形成新增的债券融资规模,债券成本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再如部分商业银行面对市场的变动和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为了自身的利益,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实行了抽贷、断贷等措施,造成企业流动性困难甚至停业。

第六,资本市场机制扭曲,脆弱性增强。受到注册制改革再度延迟的影响,股票市场的价值估值和定价机制仍然以净资产规模作为定价基础(即每股所代表的净资产水平),而不是利于杠杆管理和投资风险自觉的收益率定价原则。净资产定价机制在市场建立初期可以有效地稳定市场,并形成简便易行的投资原则,但随着市场功能的不断拓展、市场参与主体和交易手段的日趋多样,这种定价机制上的扭曲一方面加大了杠杆波动的风险,另一方面导致风险水平和收益率的失衡,形成了与其他市场之间的套利空间。例如,受到净资产增长预期的鼓励,在宽松杠杆机制的环境下,市场资金会大量进入到具有潜在投资空间的行业和企业,从而导致企业的资产膨胀和净资产快速增长,但由于收益水平的限制,则同时导致了净资产收益率的下行。这样,资产系统内部形成了“自我耗散”的机制——资产价格越来越高,净资产收益率却越来越低,杠杆机制不仅仅是资产市场的“加速器”,也成了资产市场风险的“催化剂”,杠杆机制的灵活度和自由度往往就成为资本市场波动程度的“同义词”,从而影响了资本市场的成长性、稳定性和投资性。再如,受到股票市场净资产收益率定价机制的影响,能够带来净资产增值效应的资产在股票市场的定价高,从而形成了与其他收益率主导市场的套利空间。

上述六个方面的矛盾,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其内部的交织和融合,以及与外部的牵联和蔓延都将使问题更加复杂、更加棘手。从其内在作用机制来看,有效扩大内需、纠正机制扭曲、强化竞争的基础性地位和防控杠杆风险是核心表现,也是有效应对运行压力,化解六大矛盾的关键切入点和抓手。

二、从长期大势谋划当前形势,有序做好四大战略布局

为有效应对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深层次问题,并着力化解经济下行阶段的投入产出风险和杠杆风险,沿循六大矛盾的四大作用机制,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立足长期大势,站在宏观全局,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度,有针对性的引导市场预期,从而有序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战略布局。

1.宏观调控布局:逆周期调节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预调微调,稳定总需求。以逆周期调节来统领我国宏观调控的主体框架和基本取向,总体上强调扩张、支撑、协调、平衡的特征,即:政策取向上以扩张性为方向,加大政策的力度和主动性;政策目标上是支撑经济运行,确保经济的平稳有序快速增长;政策组织上应立足于协调,统筹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构政策和社会政策,发挥政策合力;政策策略上要坚持平衡,既包括市场体系各个结构的运行平衡,也包括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作用平衡。总之,逆周期调节的目标是保持经济平衡运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并以此成为宏观调控布局的基础和主导。

责任编辑:刘媛校对:周艳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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