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4】清代宣南士人雅集

【2019-04】清代宣南士人雅集

士人雅集作为传统士人重要的生活趣味和交流方式,推动了北京宣南士乡文化的形成。“都门为人物荟萃之地,官僚筵宴,无日无之。然酒肆如林,尘嚣殊甚,故士大夫中性耽风雅者,往往假精庐古刹,流连觞咏,畅叙终朝”。他们以文会友,唱和诗文,纵论国是,辩章学术,不仅推动了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发展进程,而且促进了北京传统文化的繁盛。

士人雅集与宣南士乡

所谓士人雅集是文人雅士吟咏诗文、议论学问的聚会交流方式,其形式多样,最常见的是诗社雅集。

清代的宣南,以文会友、诗酒唱和,蔚为风气,构成了宣南士乡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京师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各地士人因应考、任职或入幕滞留京城,交游频密。而执文坛之牛耳的学者型官员也便成为召集士人雅集的主持者。例如,清初冯溥的万柳堂诗会,清中期的寄园诗会、翁方纲的苏斋诗会等。清后期诗社尤显活跃,最著名的是嘉庆、道光年间的宣南诗社。

宣南诗社,初名“消寒会”,后也称“宣南吟社”“宣南诗会”等。创建于嘉庆九年(1804),延续至道光十二年(1832),诗社屡举屡辍,前后28年,可考的集会有60余次。宣南诗社的成员多住在宣南一带,如米市街、保安街、兴隆街、椿树胡同、虎坊桥、宣武门大街、烂缦胡同、上下斜街等处都有诗社成员的寓所。诗社常在士人寓所中活动。嘉庆年间曾先后在董国华花西寓圃、陶澍印光书屋、朱珔小万卷斋、谢阶树未信斋,胡承珙瘦藤书屋、陈用光太乙舟、钱仪吉衎石斋、吴嵩梁寓所等处集会。此外也在万柳堂、崇效寺、龙树寺、内城的后海及城外的丰台等地聚会。

其次是修禊雅集。在传统节日里,士人常常会悠游林下,聚会交流。比如社日,分为春社日和秋社日,春社是立春后第五个戊日,秋社是立秋后第五个戊日。陈廷敬《社日黑窑厂同樊酉一》、朱彝尊《社日登黑窑厂联句》、陈维崧《九日黑窑厂登高诗序》等诗篇就是宣南士人社日雅集的写照。

对于士人而言,最看重的是上巳日的“修禊”。古代民俗,于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大多为三月初三)到水边嬉戏,以祓除不祥,后来演变成文人雅聚的经典形式。历史上的修禊雅事,以东晋“兰亭修禊”和唐代“曲江修禊”最为著名。在清代北京,宣南士人也往往在上巳日前往郊外进行修禊活动。毛奇龄《上巳万柳堂修禊奉和益都夫子原韵二首》、陈维崧《万柳堂修禊倡和诗序》等诗篇就记述了清初士人在广渠门内冯溥万柳堂的修禊盛事。朱彝尊《上巳集南城祝氏园联句》则记述了他与徐乾学、徐元文等人在南城祝园修禊的情景。

此外,还有消寒与消夏雅集。北京四季分明,冬季寒冷,宣南文人雅士为消磨寒冬,经常宴饮作诗,谓之“消寒会”。清阙名《燕京杂记》说:“冬月,士大夫约同人围炉饮酒,迭为宾主,谓之‘消寒’。好事者联以九人,定以九日,取九九消寒之义。余寓都,冬月亦结同志十余人饮酒赋诗,继以射,继以书画,于十余人,事亦韵矣。主人备纸数十帧,预日约至某所,至期各携笔砚,或山水,或花卉,或翎毛,或草虫,随意所适。其画即署主人款。写毕张于四壁,群饮以赏之。如腊月砚冻不能画,留春暖再举。时为东道者多邀集陶然亭,游人环座观之,至有先藏纸以求者。”宣南士人在严寒的冬日雅集、举办消寒诗社的场面,可见一斑!

冬有三九,夏有三伏。京城士大夫除了借“消寒”雅集,也往往在酷暑之时举办“消夏”诗会。清初著名诗人査慎行诗曰“消夏迎凉纪岁华”。清初著名学者、书画鉴赏家孙承泽在炎热的夏季,或烹茗静坐,或与好友玩赏法书名画,其鉴赏笔记即取名为《庚子销夏记》。朱彝尊《苦热联句》首句称“苦热今年甚,幽州亦蕴蒸,久无甘雨降,惟见火云升”,记录了京城夏日之酷热以及他与朱茂晭、姜宸英、张远等文人学士在京城消夏雅集时的场面。

另外,踏春赏花、郊游雅集也是宣南士人雅集的主要形式。宣南是个多宗教并存的地区,这里分布着众多的坛宇寺庙。踏春时节,宣南士子们以文会友,唱咏郊游合二为一。天宁寺、崇效寺、慈仁寺、法源寺等城南寺庙,都是他们郊游雅集的去处,曾留下无数题咏的诗篇。

除了寺院古刹之外,城南另外一处著名的赏花之处是丰台。据《春明梦余录》记载:“今右安门外西南,泉源涌出,为草桥河,接连丰台,为京师养花之所。”至迟明代以来,丰台就已成为京城花木的主要产地。到了清代,丰台的花木业达到鼎盛时期。《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丰台种花人,都中目为花儿匠。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日,以车载杂花,至槐树斜街市之。桃有白者,梨有红者,杏有千叶者,索价恒浮十倍,日昳则虽不得善价亦售矣。”正是由于丰台盛产鲜花,吸引着众多士人前往赏花雅集,吟诗作赋,为后人留下了《丰台看芍药》(陈廷敬)、《丰台看芍药歌》(施闰章)以及庞垲《丰台看花歌》等诗篇。

推动文化传承与学术交流

在古代,文人们通过雅集活动感受大自然的风物,并在曲水流觞、品茶饮酒间,激发灵感,勃发激情。通过吟诗濡墨,展示文人的风度、气质和才情。更重要的是,雅集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文学艺术的交流、发展与创新。

清顺治年间,宋琬、施闰章、张文光、陈祚明、赵锦帆、严沆、丁澎等诗人相互唱和,活跃于京师诗坛,人称“燕台七子”。他们大多居住于宣南,经常在大栅栏及其附近活动,其领军人物是宋琬与施闰章。进入康熙朝后,王渔洋主盟京师诗坛,他不仅参加“燕台七子” 诗词创作活动,而且提出“神韵”说,影响深远。乾隆中期,主持京师诗文坛坫的是王昶和朱筠。二人“互主骚坛,门人著录者数百人,有南王北朱之目”。王昶住在宣南的“蒲褐山房”,朱筠住在宣南的“椒花吟舫”。这两处宅院一时成为宣南士人雅集觞咏之地。乾隆末年,继朱筠与王昶之后,在京师主持诗文坛坫的当推翁方纲、法式善等人。翁方纲自幼长期生活在宣南,法式善在宣南也有很多活动。他们二人与赵翼、蒋士铨、黄景仁等诗人经常在宣南雅集,或品评诗文,或鉴赏碑帖字画。

宣南士人雅集还推动了学术思想的交流和学术流派的培育。乾嘉时期,宣南是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众多学者从全国各地来到京师宣南后,往往通过各种雅集活动,互相学习,共同探讨,其学术观念和学风发生巨大转变,逐渐成长为学术精英,从地方性学者上升为全国性学者,对学术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例如,清乾隆朝开馆编纂《四库全书》期间,前后参加的学者文人有四千余人,其中绝大多数居住在宣南。《四库全书》编纂不仅使宣南成为当时全国校勘目录学的中心,而且直接推动了考据学对全国范围的影响。据纂修官翁方纲(北京大兴人)在《翁氏家事略记》记述,他一般上午校书,中午饭后便直接到琉璃厂各书铺进行寻访,第二天再回到馆中与各位纂修官进行商讨。据翁氏称,与他经常进行交流的纂修官,有程晋芳、朱筠、钱大昕等人,他们之间“时相过从讨论”,且如此者,前后约将十年。又如,大兴朱氏兄弟主持乾嘉风会数十年,师友门人众多,不仅被时人目为朱派经学,而且被奉为泰山北斗。

宣南士人来自全国各地,把各地学术文化带到京师,在此交流、碰撞,又随着人员的流动,将京师文化成果传播到各地。例如,清前期著名史学家万斯同(字季野)的京城讲会。讲会是明清学人布道传经、切磋学术的一种方式。万斯同至京后,将黄宗羲讲会的学术方式带入京师,在宣南开讲会,盛况空前,“翰林、部郎、处士率四五十人环坐,听季野讲宫阙、地理、仓库、河渠、水利、选举、赋役、朝仪、兵刑诸项”。又比如清中期著名学者戴震,在进京之前,并没有太大影响。乾隆十九年(1754),戴震进京,住安徽会馆,受到钱大昕赏识,并得以结交王鸣盛、王昶、朱筠、纪晓岚、卢文弨等人,“于是海内始知有戴先生”。

寄托士人精神与家国情怀

士人雅集也是传统士人文化精神得以传承的一种途径。文人雅集最为经典的故事是兰亭雅集,此外经常被提及的还有“竹林七贤”,再有就是宋代的西园雅集。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雅集”已不只是文人赋诗宴游的一种雅事,而是中国传统文人独立品格和自由精神的象征。

清代宣南士人虽然在清政府的文化高压政策下噤若寒蝉,但一旦条件允许,通过士人雅集以鼓荡士人精神、为国分忧的传统依然传承不辍。清初,顾炎武数次游历京师,也多次参加雅集活动,其立志探求“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的志向,就为时人所称道。

嘉道之际,社会危机日趋严重,英国、俄国在中亚、西亚一带的扩张活动日益加剧,导致西北边疆动荡不安。道光年间发生了张格尔叛乱,同治、光绪之际发生了阿古柏侵占新疆事件。在这种情形下,京师兴起了一股热衷于西北地理的新风气。代表人物祁韵士、徐松、龚自珍、张穆、何秋涛等人,大多居住在宣南或来往于宣南,他们之间的雅集活动充满了对国家忧患的关注 。

与此同时,由黄爵滋、徐宝善在宣南发起的陶然亭“江亭雅集”以及张穆、何绍基倡议的“顾祠修禊”,积极倡导经世思想,影响深远。参与雅集的诸多学者普遍表现出一种关怀现实、改革时政的胸怀,掀起了一股议政之风,在科举制度、水灾、禁烟、变法等各个方面纷纷提出见解,对当时及以后的社会变革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从道光十一年(1831)起,黄爵滋先后向道光帝上奏《纹银洋银并禁出洋疏》《综核名实疏》《六事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书》,主张防止白银外流、严禁鸦片。黄爵滋的这些变革思想主张基本酝酿于他所主持的士人雅集。

总之,无论是徐松等人的西北史地学交游圈,还是陶然亭雅集和顾祠修禊,都充分反映了当时士人关心时政、投身社会变革的担当与作为。因此,晚清宣南士人雅集已不仅仅是“流连光景”、饮酒赏花这些文人雅事,更重要的目的是阐发经义、传播学术,进而改变社会风气,维持国是,最终推动了当时经世致用学风的形成。

(作者:刘仲华,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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