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海权（3）

第三，中国海上军事力量发展是远期战略的上述有限性与近期策略上的无限性的统一。中国人对海洋战略利益的认识是从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失败后开始的，而从经济全球化视角认识海权却是在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进程中开始的。在古代世界，由于不具备远航动力技术，因此东部大海反倒成了保护中国东疆安全的自然屏障。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及抗日战争初期的海上失败，也只是使中国人从“边防”的角度认识海权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中国经济已深深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对国际市场和资源产生了日益深厚的依存关系。鉴于此，中国不可能不需要发展出在全球范围得以保护其海外利益的海军力量，并随中国海外利益的扩大而扩展。这种扩展进程是无限的，但其性质却不出自卫的限度。

在与世界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的进程中，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在对外开放中已发展成为中国经济产值增长最快的黄金地带。与此同时，中国与西方霸权国家的矛盾，尤其是海上矛盾也在上升：为了堵截中国力量，特别是中国的海上军事力量向太平洋扩展，美国启动日本、台湾地区、菲律宾、澳大利亚一线的同盟关系，提升日本的军事作用和暗助台湾分离主义势力的扩大。在与台湾分裂势力的斗争和对日益严重的东部海上安全的关注中，中国意识到海军发展滞后情况如此严重以至不能保护中国最基本的海洋权利。这反倒诱发“台独”分子不断铤而走险，挑战中央政府的对台政策底线的企图。更为严重的是，可能出现的“台湾独立”恶果还会牵动从日本到东盟整个东亚政治的格局，使其对中国东部产生自然的钳合之势，并进一步对中国东南沿海各省产生无形的离心作用。这就是说，台湾问题的恶化将牵动中国现代化的全局，而要遏制“台独”势头的决定性力量就是中国的海洋战略力量即中国海军的快速崛起。中国海军是中国海洋战略力量的关键，鉴于此，集中一切力量快速推进中国的海军建设，将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弱势转化为局部地区的强势，并以此解决分布于中国海区的主权和海权问题，是21世纪初中国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

台湾问题的实质是中国海军问题，而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海军问题又实质上是祖国和平统一问题：要实现台湾连同其合理的现代文明成果完整平顺地回归祖国，非海军大规模地扩展则不可能。

（三）世界军事变革与中国海军跨越式发展战略

海军是国家海洋战略力量的核心部分，是海权必须依托的军种，这正如sea right必须以 sea power为依托一样，但它却不是国家海上战略力量的全部。战略力量，不管是在陆地还是海上，是对敌方具有总体打击能力的军事力量，因此中国的海上战略力量就不应当是海军单一兵种的事，它应当是随世界军事技术变革而发展的国家防务力量的总体表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海军更多地只是陆军的配合军种，陆军是这一时期的国家战略力量的核心兵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战已成了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之一。国家战略力量更多地通过海军表现。航空母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最具海上作战力的战舰，之所以如此，并不在于它的大小，而在于它首次明确地打破兵种界限，将战船变革为集陆海空战斗力为一体的立体作战平台。这时表现于航空母舰的战斗力，已不再只是海军舰艇的单一战斗力，而是一种集陆、海、空、电子通讯等军种为一体，并通过航空母舰这一巨型作战平台在海上机动发挥的新型战略力量。航空母舰及其航空母舰作战体系所表现出的战争力量已不再仅是海军的，而是国家的战略力量。

“海军一向是最新技术成就的集中点，对技术的发展和变化非常敏感。”20世纪下半叶以来，卫星技术及由此带动的空中预警技术、导弹定点精确打击技术的迅猛发展，国家海上战略力量的技术含量及其有机合成水平大大提升：它已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由飞机、潜艇、海上航空母舰火力打击力量共同担负的小立体战争提升到由外层空间的卫星侦察技术、低层空间预警技术、到深海的潜艇、声纳技术配合陆海定点精确导弹打击的大纵深和大立体战争；这时海上作战已远非海军一个兵种得以完成的事，而是国家核心技术及由此形成的国家总体作战力量的综合表现。随外空卫星信息技术的出现及深海技术的进步，大立体作战模式日渐替代集中于航空母舰平台上的小立体作战模式，以至如没有外空信息技术和深海潜艇配合，航空母舰，不管其技术含量如何，充其量也“只不过能起到浮动棺材的作用”，而不能形成有效的作战力量。目前，美国一艘航空母舰出航，除外空卫星定位、空中预警和海面其他舰群护卫之外，还有庞大的水下潜艇群护航。而与此相比，中国的海上作战力量——尽管“辽宁”号航空母舰已投入使用，在外空卫星技术和深海探测技术方面也有相当的发展——还有较大的距离。从这个意义上看，近期中国海上安全风险大，未来中国海军建设任务将更加繁重。正因此，将有限的国防资源科学合理地配置于海军建设就是中国海权理论和实践应当考虑的课题。

地区格局与国际格局一样，没有大国间的军事较劲则不能确立；而打破大国力量均衡的往往不在于军事量的竞赛，而在于质的突破。

20世纪下半叶所发生的上述军事革命，也使各国的国防军事力量配置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其重要特点在于，大立体战争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国家军事力量由分布于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以陆军为主体的军团作战力量，组合转变为分布于海外针对不同对手的作战力量的有机合成。国家作战力量的配置已不再基于地区，而是基于任务。任务决定作战力量的使用与组合，这是开始于20世纪末并必将主导21世纪的大国国防结构调整方向的重要特点。21世纪的国防力量将不再是一块块横摆在平面并需最高首长亲自拼接的板材，而是一个根椐不同作战任务而任意组合的“作战魔方”，而构成这个“作战魔方”的材料已不是传统的陆海空三军军种的简单合并，而是集外层空间的卫星技术，低层空间的预警技术，浅、深层海域的潜艇及相关军事技术，配合陆海平面精确导弹打击技术的体系合成。国家的国防体系将由原来的若干相互独立军团转变为几个可根据任务变化而随时自我调整的大型“作战魔方”，这时最高首长不再担负调动和组织军团的任务，而只负责国家“作战魔方”启动时机、数量和战略方向；而“作战魔方”只负责完成战役任务。

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世界发生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四场战争的特点都是美国集外层空间的卫星技术、低层空间的预警技术、浅、深层海域的潜艇及相关军事技术，配合陆海平面精确导弹打击技术有机合成的 “作战魔方”体系，用以对付传统的板块分割式的军团地区防御作战体系，结果是前者无一例外地打败了后者。而在伊拉克战场上，军团地区防御作战在美英军队一体化“作战魔方”面前几乎无所作为。发动伊拉克战争一旦由最高首脑确定，美军就会调动从外空卫星侦察到海上导弹的大立体精确打击力量，配合陆空强力突入的小立体打击力量，在伊拉克军团中强行撕开裂口。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不同，伊拉克方面的失败并不在于伊拉克军团的整体毁灭，而在于其各防御军团被美军“作战魔方”的一次次突入和分割。在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中，在南斯拉夫联盟、伊拉克方面，任务的执行是按军团和兵种分配的，而在美方，每次任务的执行则都是由一体化合成“作战魔方”实现的。现在我们在研究发生在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的这几场战争时，更多地强调美军先进的军事技术及其一般构成，然而在笔者看来，我们更应看到美军先进技术的有机合成与使用方式。以最快的速度将由高技术集合而成的“作战魔方”及时、准确、整体性地推进到作战地点并迅速释放出有效战斗作用，是现代战争成败的关键，也是未来军事变革的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同时也是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开始：在原子弹将热兵器推上顶峰的同时也意味着建立在传统的热兵器之上的世界性的大规模战争形式的结束；在低空飞机、浅海潜艇配合陆上坦克集团军大纵深作战的小立体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极限的同时，也预示着更大范围的大立体的作战样式即将到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由美国主导的传统小立体战争样式的回光返照。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失败、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失败以及美苏争霸的压力，促使世界军事变革在美苏的带动下向外空和深海两大领域迅速推进。外空信息技术革命使弹道导弹及其精确打击成为可能，核动力战略潜艇的出现又使彻底消除有核国家战略打击和报复的能力成为不可能。20世纪80年代里根时期，美国专家提出“星球大战”计划，此后，美国外空信息技术突飞猛进，这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 “爱国者”拦截导弹在海湾战争成功运用中初战告捷。继而1999年科索沃战争、2001年年底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胜利使人类正式告别了在传统的飞机、坦克掩护下主力军团大规模决战的小立体战争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以外空卫星制导和陆海导弹精确打击为主，少量精锐地面部队定点突入的大立体战争模式，而积极主导和推进这场军事革命并由此确立其主导地位的就是美国。2002年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1972年美苏签订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以下简称《反导条约》），决意打破世界大国之间的战略均势，建立美国在外层空间军事安全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可以肯定的是，随外层空间的绝对优势确立，开发深海战略优势将是美国军事革命的新领域。

中国海军建设起步早但发展慢，这既是中国海军历史的特点也是它的优点。正如中国国防没有力量参与美苏“确保相互摧毁”核战略的竞争，中国也就省去后来大规模削减战略核武器的负担的道理一样，中国海军由于其相对落后却使它拥有开发新领域的后发优势。对中国国防安全而言，现在的问题是由美国推进和主导的依托外空信息技术的新的战争样式不仅拉大了中美之间的军事技术的距离，并由此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安全，特别是中国海区主权的安全。为此中国必须急起直追，将有限的国防资源科学合理地配置于海军建设，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缩小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呢？我们是否还需要沿着美国人制定的“路径”从外空起步与美国开展全面的外空竞赛呢？根据历史经验，如果我们利用后发优势反其道而行之，将有限的国防资源优先用于深海开发，这可能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更为有效的威慑力量，并以此带动中国海军的跨越式发展。这是因为：

（1）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外空技术革命已近饱和，而深海技术的开发正方兴未艾；（2）深海武器比陆地和天空武器更具机动性和隐蔽性，更有利于完成国家战略攻防任务；（3）相对陆基弹道导弹而言，深海核动力战略武器可确保国家的二次打击能力更久地处于安全状态；（4）发展包括潜艇在内的深海作战工具，是发展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水面舰艇的基础，国家海军的终极作战力量并不在于海面舰艇的战斗力而在于水下舰艇的战斗力，也就是说，在大规模的战略打击后只有深海作战力量具有战略报复和二次打击的能力；（5）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其国防任务更多地带有战略防御的性质，将有限的资源优先用于深海开发，既有利于遏制“台独”势力、实现国家统一的近期目标，又有利于确保国家战略防御政策的终极效果。

中国东北是国家装备制造业的重心，如果中国东北海上军事重工业能随西部航天工业在新世纪之初再度崛起并东西呼应，这将为中国大立体国家防务体系，特别是海上防务体系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