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两个问题(2)

摘要: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2019年宏观调控工作的重点之一是要继续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其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积极作用。

国外方面压力主要表现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2018年美国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方面制造贸易摩擦,大大增加了我国所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这已经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第三次受外部环境影响而面临下行压力了。第一次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造成冲击,第二次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造成冲击。那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我国当时的宏观经济状况较之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周边经济体来说相对明显要好些,宏观经济处于增速较高较稳定的上升期,对我国来讲外部冲击是主要下行压力源。而201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不仅源自于外部环境复杂严峻,而且内部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产生的尚待解决的问题,也是重要的下行压力源。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主要表现在:消费增速减慢,有效投资增长乏力;实体经济困难较多,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尚未有效缓解,营商环境与市场主体期待还有差距;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短板问题凸显;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矛盾较大;金融等领域风险隐患依然不少;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困难较多;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任务仍然繁重。一方面,我们目前面对着复杂而严峻的矛盾和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妥善解决;另一方面我们又承担着光荣而伟大的使命,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因此2019 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在宏观调控工作中,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就显得更为关键、更加重要。

(二)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都把“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作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首要措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并且切合我国当前实际的科学判断。

首先,就财政政策各类可行的措施手段来看,减税降费是最直接作用于施策对象、产生政策效果见效最快的宏观调控措施。对消费者税负的降低,等同于直接增加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进而提升居民消费,起到拉动经济的作用。对生产者税负的降低,在间接税环节上,例如增值税减税,可以直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从供给侧推动经济增长,同时还会在最后的消费环节减少最终消费者的负担。在直接税环节上,例如企业所得税减税,可以直接增加企业经营收入,提高企业赢利水平,不仅使企业具备了通过技术创新、设备更新等方式提高生产水平的能力,而且能够刺激企业通过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的欲望。因此,减税降费不仅可以在微观层次上最实惠地激励实体经济经营者和从业者,而且能够在宏观层面上最有力地提振自主创新和引导结构调整。

其次,我国现行税制中还存在进一步实行减税政策的空间,为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提供了可操作性。减税空间的容量大小,一方面要看当前税率的绝对水平的高低,另一方面还要看政府通过调整财政配置和调动弥补资源保持财政平衡的可能性。当前,调整财政配置主要是减少政府支出,特别是一般性行政支出和“三公”经费和其它可进一步控制的财政支出,以及收回、盘活和使用长期闲置和沉淀的各类政府财政资金。调动弥补资源主要是合理适度增加财政赤字,扩大国债发行,和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等措施。

从世界经济来看,减税政策是经济低迷时期有关国家刺激经济增长的一项主要政策工具。20世纪60年代,美国为了摆脱经济低迷,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启用了减税政策,将公司所得税税率由52%降至48%,个人所得税税率由20%—91%降至14%—70%。肯尼迪的这一减税政策产生了一定效果,较为有效地促进美国经济实现了复苏。2001年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为了重振美国经济,又一次实行减税刺激经济的政策,美国议会通过了十年内减税1.35万亿美元的减税法案,对个人所得税税率进行了大幅下调,将最高边际税率由39.6%下调至33%。事实证明,小布什的这一减税政策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到2003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2.4%,经济开始出现持续复苏。奥巴马任美国总统时期,美国面临严重的由次贷危机演化而来的全面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同样采取了减税政策,在2008年和2009年先后通过了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减税政策以及其它量化宽松政策实施后,美国经济自2010年开始出现持续反弹,对美国走出这次影响严重的金融危机产生了较大作用。近年来美国特朗普政府推出的相当强度的减税政策也为舆论界普遍肯定,是美国经济目前表现较为强势的重要原因。2017年12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税法改革法案,将美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大幅降至20%。2018年美国的经济增速为2.9%,应该说这与美国实行的大规模减税和缩减联邦支出等措施不无关系。当前为保持经济的复苏势头,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如欧美和日本等国家,都不同程度进行了减税,试图跟进美国的政策,减税已形成世界宏观经济政策的趋势。

另一方面,对于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减税政策也需要做全面的分析。2018年特朗普开启美国新一轮减税政策,短期内确实提振了美国经济,使得美国经济增速有所加快,股市屡创新高,但是并未解决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由于特朗普的减税政策是以凯恩斯主义刺激理论为基础的,对经济的拉动主要作用于需求侧,而对改善供给侧所必需的投资的刺激相对较弱。减税对美国经济的作用主要是短期性的。长期来看,减税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将会逐渐减缓减弱,同时还存在恶化财政赤字的风险。特朗普的减税不能从根本上缓解美国的经济结构失衡,而且财政压力导致的政府支出减少更将威胁到教育、医疗和科研等能缓解美国社会问题的支出,如果处理不当,会是饮鸩止渴。

(三)促进投资实现扩大再生产

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发力方向之一是促进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其原因在于:

第一,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归根结底消费是通过实现投资需求来拉动增长的。适度稳定的投资增长是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再生产理论告诉我们,要实现扩大再生产,必须增加新的投资。我们当然应该通过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但不容忽视的是,消费是通过导致投资来实现扩大再生产的,不能导致投资的消费只能实现简单再生产,只有能够导致投资的消费才能真正实现扩大再生产。或者说,只有足够的投资需求才能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实现经济社会的有效发展。

第二,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标志是,由投资(I)产生的投资收益(R)占产出(Y)的比重(R/Y)的提高,即实现投资效益的提高。而投资收益占产出的比重(R/Y)等于投资资本收益率(R/I)与投资率(I/Y)的乘积(R/Y=R/II/Y),其中,投资率(I/Y)是在宏观层面实现的,而投资资本收益率(R/I)是由企业或生产者在微观层面实现。我国目前的投资资本收益率仅为3%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亟待提高。对生产者或企业的减税能够明显有助于提高微观层面的投资资本收益率,进而在宏观层面提高投资收益占产出的比重,推动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第三,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中央提出六个“稳”的要求。“稳投资”是关键之一。“稳投资”的重点是激发社会投资、保持投资增长、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入新阶段,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要求我们更加认真地做好保持投资稳定增长工作。

2018年有三个国民经济统计数字值得关注:一是GDP增长6.6%,二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9%,三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长3.8%。这组数字告诉我们,第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于GDP增速0.7个百分点,可以判断投资增长相对不足是当前经济下行的一个主要表现。因此,推动投资增长,适度加快投资增速是克服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方面。以减税降费为主要措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在促进投资方面发挥引导和带动作用。第二,在各类投资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明显滞后于总投资增速,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是投资增长减速的主要诱因,同时也表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存在加强投资以应对下行压力、提升经济增长的较大空间。因此当前把促进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一个发力方向,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减税降费如何能够落实到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是我们今后在宏观调控工作实践中需要深入探索实现途径和积累总结经验的任务。

责任编辑:李贤博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0

精选专题

领航新时代

精选文章

精选视频

精选图片

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宣讲家”或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宣讲家微信公众平台
您也可以通过点击图标来访问官方微博或下载手机客户端:
微博
微博
客户端
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