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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八一南昌起义的重要历史地位与伟大意义

王东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

王东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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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八一南昌起义92周年。南昌起义具有无可取代的历史地位和伟大的历史意义。当前,党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角度看,八一南昌起义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最好范例。92年前,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以共产主义的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白色恐怖面前,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继续战斗。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新阶段,拉开了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宏伟历史序幕,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我们一起来回顾这一段历史。

一、南昌起义的历史背景

南昌起义前,中国共产党正处在生死关头。

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袭击上海工人纠察队驻地,打死打伤300余人,在4月13日又袭击请愿队伍,100多人牺牲,伤者不计其数。接着,蒋介石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大肆逮捕和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江浙区委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等在此次政变中英勇牺牲。随后,南方多省以“清共”“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东南各省陷入反革命白色恐怖之中。仅广东一地,包括萧楚女、熊雄、邓培在内的2000多共产党人被捕杀。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指使反动军警采取突然行动,包围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李大钊等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和国民党左派、苏联使馆人员以及居民等80余人。4月28日,李大钊等20人在北京英勇就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4月18日,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南京国民政府,与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

5月间,武汉地区的政治形势也越来越严重,反共活动迅速表面化,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一步步向右转。5月13日,原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公然通电联蒋反共,并向武汉发动军事进攻。21日,在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阴谋策划下,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变,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捣毁湖南省总工会、农会和其他革命团体,大量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半个月中全省被屠杀的革命群众在一万人以上。因为事变这天,中文电报用韵目“马”字代表21日,所以称这一事件为“马日事变”。

在此紧要关头,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会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并给中国共产党发出指示:(一)开展土地革命;(二)吸收新的工农领袖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改组国民党;(三)动员二万名左右的共产党员和五万革命工农,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四)将新工农分子安排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去代替原有的委员;(五)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6月1日,中共中央收到上述指示。5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将电报内容告知汪精卫,幻想争取汪精卫的同意。汪精卫不仅没有同意,而且以此为共产党“破坏国民党的阴谋”的凭据,为自己找到了“分共”的一个借口。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代表对汪精卫的反革命面目没有认清。

7月14日、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连续召开秘密会议,接受了汪精卫的“分共”主张,把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说成是“破坏国民党的阴谋”,是对国民党生命的“根本危害”。由此,汪精卫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在汪精卫“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走一个共产党员”的叫嚣声中,大批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被杀害,武汉顿时成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人间地狱。顿时,全国时局剧变,阴霾满天,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

汪蒋合流,使持续了四五年的国共合作顿时破裂,昔日的盟友忽然变成了凶残的刽子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一些同志和不坚定分子离开党的队伍,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与此同时,工农运动走向低谷,相当多的中间人士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

而从党内来看,右倾机会主义在大革命时期一直在统治党中央,忽视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忽视了军事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在八七会议的发言中说:“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仍无坚决的概念”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土地革命初期,中共中央最看重的仍是工农暴动,常把军事运动、特别是做正规军的工作,严厉批评为“军事投机”,不同意多做这方面的工作。事实上,在长期持久、规模不断扩大的军事行动中,如果缺乏既有革命思想、又受过严格军事训练、遵守组织纪律的军队作为骨干,只临时发动缺乏严格军事素养的工农暴动,是很难战胜敌人的。

大革命的失败充分证明了,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中国共产党想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就必须要建立自己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可以说,没有一支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是不可能获得真正解放的,即使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也会丧失殆尽。人民也在挫折中切身感受到: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无法实现和维护人民的利益。人民也热切地期待着人民军队的诞生,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获得彻底解放。毛泽东同志后来就讲,“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为创造中国人民的军队而奋斗,是全国人民的责任。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毛泽东同志还特别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中国人民之所以长期受内外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根本的问题在于手里没有枪杆子,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创建人民军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当务之急。

责任编辑:张凌洁校对:张一博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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