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及北宋的战略失误对当下的几点启示 （2）

二、厘清澶渊之盟的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澶渊之盟中，宋辽双方的得失

对宋朝而言，在战局有利的情况下，接受了城下之盟，不但给侵略者以战争赔款，还失去了打击侵略者的最佳时机。对于这一点，宰相富弼看得非常清楚：“澶渊之役，苟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更令人痛心的是，澶渊之盟意味着宋朝以法律形式承认了辽国对燕云十六州的主权，从此不敢言北进。

最为严重的是，澶渊之盟后，北宋大量削减河北和山西等地的武装：

“景德元年十二月，丙戍，遣使抚谕怀、孟、泽、潞、郑、滑等州，放强壮归农。”“甲申，改威虏诸军名。”“景德二年春正月，壬子，罢诸路行营，合镇、定两路都部署为一。乙卯，罢北面部署、钤辖、都监、使臣二百九十余员。” “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缘边三之一。”

北宋从此放松了军备，待到辽军和金军再次南侵时，就毫无抵抗之力，只好纳币割地，以求苟全。对于朝廷忘战去兵的危害，富弼在《条上河北守御十二策》中说的十分中肯：

“而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论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搢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談兵，幸时无事，谓敌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是致宝元元年，元昊祸发，数载用兵，西人困穷，未有胜算。又至庆历二年，契丹观衅而动，嫚书上闻，中外仓皇，莫知为计。不免益以金帛，苟且一時之安。二边所以敢然者何？国家向來轻敌忘战，不为预备之所致也。”

对辽国统治者萧太后和辽圣宗来说，这次南侵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他们一直以为，辽国骑兵在战场上将摧枯拉朽地横扫宋军。但是，结果恰恰相反，宋军的抵抗意志很坚韧，辽军每进一步都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除了宋军外，当时辽军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军需给养的严重匮乏。寒冬来临，战局胶着，坚城之下，粮草难觅，后继无援，对辽军来说，灭顶之灾旋即将至。可是，就在辽国统帅一筹莫展的时候，北宋朝庭向他们头上砸下来一个“大馅饼”—宋朝愿意与辽军达成停战协议。宋方不但没有向辽国提出任何本可以提出的要求，比如索回燕云十六州和主张战争赔款等，还同意给辽国每年出十万两白银和二十万匹绢。这一切都让萧太后和辽圣宗以及几十万辽军喜出望外，睡觉都要笑出声来—终于可以逃出生天了。回到南京幽州 后，辽国举行盛大庆祝，大赏三军将士。

但这还不是辽国获得的最大战略利益，最大战略利益就是辽军通过军事上并不成功的南侵，居然让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宋朝屈服。一时间，辽国地缘形势空前优化，呈现了“四海宾服，万国来朝”的局面 。

第二，澶渊之盟的本质

对于澶渊之盟，许多史学研究者有着各种不同的性质判断，但笔者认为，必须认清澶渊之盟的本质。

第一，澶渊之盟是一个被侵略者向侵略者进行战争赔款的停战协议。作为战局不利的侵略方，辽军如果急于达成停战协议，就必须受到惩罚，向宋朝作出战争赔偿。而事实上恰恰相反，被侵略的宋朝却向侵略者辽国作出了巨额的战争赔偿。

第二，澶渊之盟是一个侵略者在不利情况下，获得了战场上没有获得的利益的停战协议。普鲁雷希特 说过：“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利益也是绝对不可能在谈判桌上获得的。”但澶渊之盟属于例外。对宋朝而言，幽云十六州的大部分土地还未能收回，北方的战略屏障依然在辽国手中，当时战局对己方有利，却急于停战、和谈、进贡。对辽国而言，在不利的军事情势下占了大便宜，得到了战场上得不到的战略利益。

第三，澶渊之盟是一个以经济利益换和平但却没有换来真正和平的停战协议。尽管宋朝每年给辽国送去十万两白银和二十万匹绢，但尝到甜头的辽国在后来变本加厉，不断以战争相威胁，增加索要额度。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辽乘北宋同西夏交战的机会，向北宋勒索土地 。北宋增给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另一次是1074年(宋神宗熙宁七年)，辽借口北宋在山西边境增修堡垒破坏边界，要求划界。第二年，宋朝接受以分水岭为界，对辽国割让六百里土地。

由此可见，澶渊之盟成为北宋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之后，北宋开启了长期屈辱苟安的历史，一旦发生外部入侵，很少进行有力的抵抗，基本上是以白银和绢布进贡，而不是用武备御敌，更别说开疆拓土。用富弼的话就是：宋朝真宗、仁宗、英宗三朝“忘战去兵”，（禁军河北军和京师军）“武备皆废”，“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而所有进贡的岁币又都成为北宋百姓的沉重负担，“天下财力日益困穷” ，进一步加深了宋朝的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