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及北宋的战略失误对当下的几点启示 （3）

三、从澶渊之盟看北宋的战略失误及其深刻教训

第一，深刻吸取澶渊之役的教训，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决心，绝不走苟安主义路线。

澶渊之役中，抗击辽军侵略的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北宋朝廷却被极度的悲观主义所左右，不能正确分析战场形势，不积极调集军队和各种资源进行坚决的军事斗争，而是忙于讨论“南幸”及“南幸”路线。除了极个别官员外，整个执政集团无战略定力、战略视野和战略决心，只想逃跑避战，妥协苟安。澶渊之盟的事实证明，寇准和杨延昭等坚持的积极抗战路线在强大的苟安主义路线面前显得势单力薄，能够争取赵恒和朝廷过河已经是主战派作用的极限，对于苟安主义尽快妥协投降的政治决定，他们无力回天。

而澶渊之盟后，北宋历朝面对敌人的军事威胁，一味输金纳绢，花钱买和平，把苟安主义贯彻到底。对苟安主义之害，苏洵在《六国论》中阐述得很深刻：“六国破灭，非兵不利 ，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富弼在《条上河北守御十二策》中也痛陈苟安主义的严重危害：“前既轻敌妄战，不为预备，致二敌连祸，为朝廷深忧，今又欲以苟安之势，遂为无事，二敌各获厚利，退而养勇，不数年相应而起，则无复以金帛可啗而盟谊可纳也。” 事实证明，花钱买来的和平注定是短暂的，北宋每一次屈服都成为外敌进行下一次军事侵略和战略讹诈的动力。而元朝宰相脱脱在总结宋朝政治得失时，对这种苟安主义路线批判得更为彻底：面对虎视眈眈的强敌，北宋君臣“不思修本以制敌”，却“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如病狂然，吁，可怪也。”这样粉饰太平，自我麻醉，苟且偷生，的确丧心病狂。

“修本”，就是坚持国家大政上的实事求是，即唯物辩证法：既要富国强军，又要敢于、善于斗争。即使面对强大对手的武力威胁，也要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这一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坚定。共和国建国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国家急需要治疗战争创伤。但是当美国把战火烧过三八线时，毛泽东毅然力排众议，决定抗美援朝，与美国纠集的所谓联合国军队在朝鲜展开殊死较量，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意志和艰苦卓越的军事斗争，最终“打出一个真理来”，赢得了胜利。而当时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最高司令官克拉克不得不以一种极度失望的情绪感叹：“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毛泽东说过：“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就是绝不走苟安主义路线。

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在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不会屈服于任何内外压力。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国人民正以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和战略意志，积极应对霸权主义的极限施压和战略讹诈，“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

事实上，霸权主义看起来虽然很强大，但全球环境正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转变。目前，美国国内社会严重分裂，国家形象恶化，信誉持续降低，国际号召力减弱，欧洲、日本等传统盟友正与美国离心离德，欧美、日美、印美相互加征关税的摩擦也在进行中。同时，欧洲和新兴经济体更倾向于与中国合作，多数发展中国家视中国为榜样和值得信赖的伙伴。这些外部有利环境足以让我们信心倍增。只要我们“修本”强身，坚定信念，冷静地分析霸权主义的国力极限和现实困难，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一定能够不断地取得胜利。

第二，深刻吸取北宋前期战略冒进的教训，绝不透支国家实力。

北宋初期对外军事斗争中，突出的战略失误就是犯了冒进主义错误。公元979年，在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宋太宗赵光义连续发动了对北汉和辽国的北伐 战争，结果使国力透支，在对辽战争中以惨败收场。

“太平兴国四年二月甲子，帝发京师。”“三月丁亥，郭进 破北汉西龙门砦，禽获甚众。……”“五月癸未，进攻，将士尽奋。若将屠之。是夜，继元遣使纳款。甲申，继元降，北汉平，凡得州十、县四十、户三万五千二百二十。”“六月甲寅，以将伐幽蓟，遣发京东、河北诸州军储赴北面行营。”北宋经过近五个月艰苦的战争完成对北汉的统一，军队已经十分疲惫，但赵光义决定继续攻取幽州。此时，担心宋军犯冒进主义错误的宰相赵普向赵光义进谏—“（辽军）弓劲马肥，我军久困”，千万不要“兴无名之师，深蹈不测之地”—放弃征辽计划。赵普谈及仓促对辽作战的两个重要问题：客观不利条件－辽军强大而宋军困乏（弓劲马肥，我军久困）和对幽蓟情况不清楚（不测之地）；主观不利条件－宋朝师出无名，政治上不利（兴无名之师）。主客观的不利条件都是关系战略、政治、军事上的大问题。历史证明，赵普当时的意见是极为正确的。辽国在此之前是北宋的邦交国 ，突然发动对辽作战将使北宋在政治上陷入被动，而且还让辽宋提前进入敌对状态，这对北宋而言，战略、政治、军事上都将极为不利。

但是赵光义被收复北汉的胜利冲昏头脑，没有接受赵普的逆耳忠告，无视军队疲惫不堪和军需不足等严重情况，依然不切实际地命令各路疲师跨越600多公里，强攻辽军重兵把守的幽州。“六月庚午，次幽州城南，驻跸宝光寺。契丹军城北，帝率众击走之。壬申，命节度使定国宋偓、河阳崔彦进、章信刘遇、定武孟玄喆 四面分兵攻城。”“（六月）丁丑，帝乘辇督攻城。”攻城战役进行了一个多月，依然没有攻下幽州。“七月癸未，帝督诸军及契丹大战于高粱河，” 辽军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在幽州城外的高梁河包围了宋军，大获全胜，“获兵仗、器甲、符印、粮馈、货币不计其数。”宋军近乎全军覆没，赵光义在此次战役中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靠一辆驴车“遁去”，收复北部战略屏障燕云十六州的目标就在这次军事冒进中沉沙折戟。

北宋犯的冒进主义就是既不正视对手的强大实力，又不正视自身的严重不足，冒险激进，其后果是严重的。回看历史，我们会发现，当时的辽国通过连续征战，已经成为东到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到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一带，南到河北南部的白沟河的强大军事帝国 ，而北宋当时的国力、军事实力根本不足以支撑收复北汉后的对辽战争。统一北汉后，宋朝本应该消化业已到手的战略利益，并及时向辽国示好，以放松其战略警惕。而实际上，对宋朝收复北汉，辽国也默认这个既成事实。在宋军攻击幽州之前，辽国也没有想立即与宋朝开战，待到宋军进攻到幽州城外的沙河 ，辽军才开始应战。 但是，冒进的赵光义就像毛泽东批评博古李德的那样，“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结果，“扁担未扎，两头失散”，既不可能完成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任务，同时又过早地为宋朝树立了辽国这样的强敌。所以，毛泽东在后来评价犯冒进主义的赵光义“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

冒进主义前期激进冒险，继而在失败之余就变得消极保守，最终便发展成为苟安主义和逃跑主义。这一规律在北宋与辽国的战争史上体现得十分明显。赵光义前期对夺取幽蓟等战略要地采取轻率冒进的攻势，在公元979年、980年、986年遭到连续的军事失败。在后期便保守起来，以至于淳化二年女真（金）上表请共同讨伐契丹都“不许”，得不到同盟军的支持后，女真只好归顺辽国 。而宋朝对辽战略从此转入消极防御阶段，将部队放在城镇据点中，消极应对灵活机动的辽国骑兵，结果自然是“敌势益张，兵折于外者二十余年”。到了宋真宗赵恒时期，苟安主义就在政治上占据主导，逃跑主义开始有了较大政治市场，以至于“南幸”这样的逃跑主张都能成为朝廷的政治议题。由此可见，澶渊之盟也是北宋军事冒进主义的一系列后果之一。

历来的冒进主义错误的教训都是惨痛的。冒进主义错误给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当时，冒进主义不顾实际条件的不成熟，要求全党执行“以城市为中心”的激进路线，结果在南昌、长沙、赣州等地接连遭到惨重失败。到后来，冒进主义使党的白区组织几乎丧失了百分之百，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教训十分深刻。

一段时间以来，有不少言论鼓动中国在中亚、南亚、南海等地区采取进攻姿势，强硬应对印度、南海诸国。但这样做会透支我们的国力，破坏我们精心营造和维护的周边格局。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今天的中国一定要力戒战略冒进。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战略规划和实施中坚持实事求是，切忌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在南海地区、南亚、中亚等地采取不必要的态势，避免战略冒进。

第三，深刻吸取北宋长期两面作战的惨痛教训，抓住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处理好国家力量与战略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

抓不住国家对外战略中的主要矛盾，没有处理好国家实力和战略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长期两线作战，这是北宋所犯的重大战略错误。如前文所讲，公元979年，宋太宗开始对北方军事强国辽国的燕云十六州发动军事进攻，从此宋辽双方展开长达25年的战争，直到公元1004年的澶渊之盟才以屈辱的方式结束。

公元984年，在北宋一系列错误政策的刺激下，北宋与西夏党项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该年十月爆发战争 ，从此，北宋与西夏进行了长达一百多年的战争。从雍熙元年开始，为了打通与西域的战略通道 ，北宋开始了全面控制河西走廊一带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宋朝政府不光对西夏党项李继迁的割据力量进行打击，还错误地对制衡李继迁部的西蕃息利族、保族、洗族、浪悉讹、岌伽罗腻、三族砦等力量进行了打击：

“（雍熙二年）夏四月，辛丑，夏州行营破西蕃息利族，斩其代州刺史折罗遇并弟埋乞，又破保、洗两族，降五十余族。”

“（雍熙二年）五月，王侁、李继隆等又破银州杏子平东北山谷内没邵、浪悉讹等族，及浊轮川东、兔头川西诸族”，生擒七十八人，枭五十九人，俘二百三十六人，牛羊驴马千二百六十，招降千四百五十二户。”

“（雍熙二年）六月，岌伽罗腻十四族拒命，宪等纵兵斩首千余级，俘擒百人，焚千余帐，获牛马羊七千余计。又降银麟夏等州、三族砦诸部一百二十五族，合万六千一百八十九户。”

这样不讲策略的全面开战，既没有使北宋有效控制河西走廊，客观上又为李继迁扫清了在西部扩大势力的制衡力量，而包括羌族在内的许多西部部落在宋朝的错误政策下，或与宋朝为敌，或倒向李继迁 。于是，李继迁率领西夏党项人就开始了顺利的横扫西北的进程，最终，西夏在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时期完成了对河西走廊广大地区的控制，彻底切断了宋朝与西域的战略通道，同时也切断了宋朝的战马和铁器的主要来源。

北宋对西夏屡征不定，而西夏却在与北宋的战争中却不断壮大，最终成为北宋西北部一个强大的敌人 。同时，北宋由于在西面被西夏所牵制，又无法全力以赴地与辽军在北面进行持久斗争，所以，才会在长期的对辽作战中输多赢少，终处下风。而澶渊之役，正是辽国利用北宋被西夏牵制之机 发动的战争。长期两面作战，疲于应付，导致北宋战略上处于不利态势，使得苟安主义和逃跑主义在北宋朝庭有了发挥的空间。因此，澶渊之盟也是北宋两面作战的后果之一。

战略家张文木有一句名言，“在国力极限处发动攻势，是国家崩溃的开始。”纵观人类历史，凡是长期两面或者两面以上作战的国家，国力很少有不崩溃的。当我们分析北宋国家战略的时候就会发现，北宋自宋太宗之后的历代政权始终没有抓住优化国家安全格局的主要矛盾。当时，对宋朝威胁最严重的就是北方的辽国，也就说，优先应对辽国的战略威胁就是宋朝亟需解决的国家安全的主要矛盾。北宋初期，本应该将国家资源和军事力量配置在解决这一主要矛盾上。而宋朝与西夏的矛盾是次要矛盾，为了有利地解决宋辽矛盾，就必须团结西夏等力量。同时，北宋既与辽国开战，就应该在战略重视这样的对手，要充分利用辽国在各个方向征伐暴掠、树敌过多的条件，积极团结包括西夏、高丽、女真等被辽国欺负过的力量，建立广泛的抗辽统一战线，使辽国孤立。当然，团结西夏等力量并不意味着对它们作无原则的退让，更不是出卖国家的核心利益，而是在守住底线原则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它们与辽国之间矛盾，加强统战工作，使之成为共同抗辽的同盟军。一方面可以优化北宋西部的安全环境，保证当时的战略物质－军马和制造兵器的铁器－顺利进入境内；另一方面又可以腾出手来全力以赴地开展对辽斗争。可是，北宋在启动对辽战争之后的第五年，又错误启动了对包括西夏在内的西部少数民族的战争。于是，北宋从此便陷入了长期两面作战的危险处境。这种危险处境使得北宋既不能全力以赴地抗击辽军，又不能很好地处理西部安全问题和军马、铁器等战略物资的引进，同时还促成了辽国与西夏的战略联合：

“辽圣宗统合四年，继迁叛宋，始来附辽，授特进检校太尉、都督夏州诸军事，遂复姓李。”

“统合七年，以王子帐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下嫁继迁。”“统合八年十二月，下宋麟、鄜等州，来告，遣使封继迁为夏国王。”

“统合二十八年，遣使册德昭（笔者注：李德昭，李继迁之子）为夏国王。”

“重熙元年，李德昭薨，册其子夏国公元昊（笔者注：李元昊，西夏开国皇帝，李德昭之子）为王。”

辽国和西夏的战略结盟使得北宋在地缘上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北面和西面同时与两个强敌的战争则严重消耗着北宋的国力。富弼对国家两面作战的危险态势痛心疾首：“二敌为患，卒未宁息，西伐则北助，北静则西动，必欲举事，不难求衅。通和则坐享重币，交战则必破官军，叛而复和，孰敢不许？擒纵自在，去住无梗，两下牵制，困我中国”。两面作战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虽吴起不能定其规，孙武不能善其后”，国力严重透支，不得不断割地赔款，最终北宋在靖康之乱中被金国灭亡，连宋徽宗和宋哲宗都被金兵俘虏北去。

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在处理国际关系，特别是调整中、苏、美战略关系时，作出了极好的典范。1972年1月，他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并走向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的国际环境从此得到优化，而地缘格局也向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

对于中国来说，当前的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这就需要我们在制定国家战略时，客观分析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因素，处理好国家实力和战略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始终抓住国际斗争中的主要矛盾以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绝不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当前对我们的国家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以及全球化进程构成严重威胁的外部因素主要是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守主义。我们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多边主义的大旗，大力发展和巩固国际统一战线，让我们的朋友多多的，为民族复兴伟业努力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作者：黄星清 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