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克服疫情影响 夺取脱贫攻坚全国胜利

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最后一年，收官之年又遭遇疫情影响，使各项工作任务更重，要求也更高，但是我们以非凡的活力与战斗力，展现出了打硬仗、能打仗、打胜仗的气魄，发挥了体制与制度的优势，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出发，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显著改善了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新篇章。

能够解决这个大问题，靠的正是我们的制度优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我们靠制度优势又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一个国家的能力包括国家层面上的与基层层面上的，比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我们国家是“党中央一声号令、全国上下总动员”，集中全部力量来解决问题；但在美国，基本是一盘散沙，很多问题解决不了。

过去，全国各地的发展水平、阶段不一样，可能存在着不少的信息鸿沟，但是，通过这些年我们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大量投资，各地区之间的沟通交流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未来随着网络、通讯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会给欠发达地区带来更多的红利，比如现在非常火爆的短视频平台就能够把偏远地区的自然美景、丰富物产带到了全国人民的眼前，这就是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结果，它大大缩短了实际空间的距离，把那些偏远地区的劣势转化成了优势。此外，高速公路的修建不仅带来了中西部自驾游的发展，也带动了物流产业的发展。从这些以脱贫攻坚为目的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我们充分感受到了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在此基础上，我们更要把这种中国经验总结出来、分享出去，让其他国家的老百姓从中受益。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开发政策演变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扶贫开发政策体系。总的来说，中国的贫困治理政策基本按照先“解决温饱”后“全面小康”、先“区域整体”后“精准突破”的逻辑思路部署，贫困治理的政策更加具体、目标更加明确、措施更加精确。这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相适应，更符合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发展变化的实际。具体来说，中国的贫困治理政策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5年，以农村制度改革减少贫困的发展阶段。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拥有大量贫困人口的农村开始的。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由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包产到户，极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砸了“大锅饭”，破除了计划经济体制诸多束缚，使农民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农业生产之中。当时，最常见的一条标语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通过辛勤劳动获得劳动成果，不仅增加了收入，还促进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由此可见，农村改革为国家下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从贫困地区起步，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当然，在这一阶段，国家也在做各种各样的努力和探索，加快推进改革开放。

第二阶段，1986-1993年，以贫困区域为主要对象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推进阶段。这一阶段，国家承认贫困，定义贫困。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中国式扶贫——“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农村扶贫开发活动”拉开序幕。当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同志主持了第一次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根据会议纪要，当时全国农村人均年纯收入在200元以下的约有1.02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2.2%，“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会议认为，此前多年“平均分散使用力量，一般化的领导方式”，是贫困地区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两个月后的第二次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宣布了国务院的决定：在原来用于扶持贫困地区资金数量不变的基础上，新增加十亿元专项贴息贷款。在设立专门机构之前，1984年，中央划定了18个需要重点扶持的贫困地带，国务院颁布《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此前，中央虽有性质类似扶贫开发的以工代赈计划和“三西”农业专项建设项目，但政策文件中却罕见“贫困”二字。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的成立，意味着我们有了专门的扶贫机构和制度，为未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93年，这一领导小组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为推动中国贫困治理的主要力量。

这一阶段还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在20世纪80到90年代，中国的乡镇企业尤其是苏南、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发展迅速，表现为“村村点火、乡乡冒烟”的一派繁荣发展景象，给农村发展带来巨大的变化。那么，乡镇企业为何能迅速发展？举个例子。闻名全国的富裕村——江苏永联村，是1970年由长江边近700亩芦苇滩围垦成的陆建村。改革开放初期，永联村靠养鱼赚了第一桶金。农民在收入多了、日子好过了之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盖房子。可在当时，盖房子需要的大量钢材却不能轻易买到，因为钢铁公司都在城市，且按照国家制定的计划生产和销售。面对大量的市场需求和相对匮乏的供给，永联村拿出20万买了一个旧钢炉开始炼钢，并用十年时间发展成为一个大型钢铁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重要的战略性物资实行计划配给，但市场需求大。乡镇企业不在计划经济的管控之下，所生产的物资又能满足市场需求，其发展也就由此壮大起来。这就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才。苏南地区距离上海很近。当年，该地区的乡镇企业高薪聘请了一批上海的退休工人，用他们的智慧、经验，帮助自己提升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这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当地农民没有开办企业的经验，而退休工人经验丰富，两者一对接，大大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由此可见，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推进了国家减贫事业的发展。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农民“洗脚上岸”，开办乡镇企业，成为企业家，并使大量农民成为工人，收入也得到大幅增长。也就是说，乡镇企业推动了农民向工人转变的惊人一跃，促进了贫困人口的脱贫。

第三阶段，1994-2000年，以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目标的“八七扶贫”攻坚阶段。中国的扶贫工作一直有长期的规划，但到了1993年左右，中央发现如果不采取特殊行动，20世纪末解决农村温饱问题的任务可能就完成不了，所以在1994年出台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八七”的含义是，在20世纪的最后7年，集中力量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根据“四进七出”标准（凡是1992年年人均纯收入低于400元的县全部纳入国家贫困县扶持范围，凡是高于700元的原国家贫困县一律退出），列入“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共有592个，占全国县级单位的27%，云南、陕西、贵州、四川、甘肃省的贫困县均在40个以上。1996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重申：今后五年扶贫任务不管多么艰巨，时间多么紧迫，也要下决心打赢这场攻坚战，啃下这块硬骨头，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目标绝不能动摇。